朱元璋建国后，要派兵灭掉日本，为什么刘伯温出来死谏？ 洪武初年的朝堂上，朱元璋拍案而起的怒火几乎要烧穿殿宇。日本倭寇袭扰沿海的奏报如雪片般送来，更让他难以容忍的是，此前派去交涉的使者竟被日本南朝的怀良亲王斩杀，这份对大明王朝的蔑视，让这位草根出身的帝王下定决心，跨海征日，踏平这个“蕞尔小国”。就在满朝文武或附和或沉默之际，刘伯温却身着朝服，长跪于丹陛之下，以“死谏”之名拦住了这道即将引发滔天巨浪的圣旨。刘伯温的劝阻，并非畏战避事，而是站在大明王朝生死存亡的高度，看清了征日背后潜藏的重重危机。 彼时的大明，看似一统天下，实则早已是伤痕累累的空架子。从元末战乱到群雄逐鹿，中原大地历经二十余年战火蹂躏，田地荒芜、人口锐减，江南虽有复苏迹象，但北方诸多州县仍是“千里无鸡鸣”的惨状。朱元璋登基后，首要任务是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可支撑一场跨海远征，需要的是海量的粮草、战船和兵丁。打造一支能横渡东海的水师，单是木料就需砍伐江南数十年的蓄积，造船工匠要从各地征调，而粮草转运更是难题——从内陆粮仓运到沿海港口，损耗率往往超过半数，这对刚摆脱饥馑的百姓而言，无疑是又一场灾难。刘伯温深知，百姓是王朝的根基，若因征日而重赋重役，元末“官逼民反”的悲剧极有可能重演，新生的大明或许会重蹈元朝短命的覆辙。 更让刘伯温忧心的，是跨海作战的巨大军事风险。元朝忽必烈曾两次发动征日战争，数十万大军、数千艘战船，最终都折戟沉沙，除了遭遇台风这一“天祸”，更核心的问题是不熟悉日本的地理环境与作战模式。日本列岛多山地、少平原，大明军队擅长的阵地战难以施展，而倭寇惯用的游击战术却能依托地形灵活袭扰。更关键的是，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各路藩侯割据一方，即便大明军队能攻破某一区域，也会陷入无休止的巷战与游击战，就像陷入泥沼的猛兽，空有蛮力却无从施展。刘伯温曾仔细研究过元朝征日的史料，那些关于“战船搁浅、粮草断绝、士兵冻饿而死”的记载，让他清楚地认识到，以大明当前的水师实力，贸然出征很可能重蹈覆辙，届时不仅军队损失惨重，更会让周边藩国看清大明的虚实，动摇王朝的威慑力。 朱元璋的怒火，很大程度上源于日本对大明“天朝上国”地位的挑战，但刘伯温却冷静地指出，此时的日本并非统一的敌对政权，怀良亲王的挑衅只是地方势力的行为，并非日本全体的态度。若大明贸然出兵，反而会促使日本南北两朝放下内斗、抱团抗明，原本的“外交冲突”会升级为“民族战争”，让这场战争失去明确的结束节点。相反，若采取“羁縻政策”，对顺从的势力进行安抚，对挑衅的倭寇进行重点清剿，既能打击沿海匪患，又能避免全面开战。刘伯温提出，可在沿海设置卫所、训练水师，构建防御体系，同时通过贸易管控迫使日本各藩约束倭寇，这种“以守代攻、以静制动”的策略，远比跨海远征更为稳妥。 除此之外，刘伯温还看到了内部潜藏的隐患。明初朝堂上，功臣集团与淮西勋贵势力庞大，若朱元璋将主力军队派往日本，朝中权力平衡可能被打破，甚至可能出现权臣专权的局面。同时，北方的残元势力仍在蠢蠢欲动，蒙元骑兵随时可能南下，若大明陷入对日战争的泥潭，北方防线必然空虚，届时腹背受敌，大明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刘伯温的死谏，正是把这些环环相扣的危机摆在朱元璋面前，让他从“帝王之怒”中清醒过来，看清王朝的核心利益所在。 最终，朱元璋采纳了刘伯温的建议，放弃了征日计划，转而将精力放在内部治理与沿海防御上。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挽救了新生的大明，在休养生息政策下，明朝经济迅速恢复，沿海卫所的建立有效遏制了倭寇袭扰，为后来的“永乐盛世”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