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中国一高级干部访日期间，不顾多人劝阻非要去靖国神社，回国后就被中纪委开除了党籍，可他却说：我是清白的。 被开除党籍后，他没辩解也没消沉，把所有委屈都倒进了笔杆里，每天趴在书桌上十几个小时，把靖国神社里记下的细节一点点融进小说。 这位干部不是别人，正是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对外友协副会长的周而复，一个在延安时期就投身革命，还一手创办了《收获》杂志的老文人。 1985年10月的东京，秋意渐浓，距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8月15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刚过去两个月，全亚洲的反战情绪还没平息，中日关系正处在敏感的平衡点上。 周而复这次访日，表面是推进文化交流，实则心里揣着个“秘密任务”——为他构思多年的六卷本抗战小说《长城万里图》搜集一手素材。 出发前，使馆工作人员反复敲打：“靖国神社供奉着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那是触碰不得的政治雷区，稍有差池就会引爆舆论。” 可他偏不罢休。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作家，为何甘冒如此风险？在他看来，书本上的史料再详实，也不如亲眼看看日本军国主义是怎么歪曲战争记忆的，只有拿到实打实的证据，笔下的抗战故事才够有力量。 趁着代表团大部分人提前回国，只剩几名随员留守的空档，他瞒着使馆少数知情者，悄悄带着相机和笔记本，踏进了靖国神社的大门。 整整一个半小时里，他没鞠躬没参拜，全程眉头紧锁，像个侦探一样抄录展品说明，画下战犯灵位的排列布局，还拍下了那些歪曲历史的展板照片。 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字迹，相机里定格的展板画面，本该成为还原历史的钥匙——却在归国后变成了刺向他的利刃。有人把他的行为曲解成“参拜战犯”，消息传回国内，瞬间掀起轩然大波。 1986年2月，中央纪委做出决定，在《人民日报》头版宣布开除周而复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定性他的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形象”。 更让人揪心的是，1999年还有杂志把他和贪腐分子混为一谈，造谣他访日期间看淫秽节目、买春药，把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他头上。 其实在1985年那个特殊节点，靖国神社的敏感度比以往更高。中曾根的参拜已经让亚洲受害国强烈抗议，周而复作为高级官员，确实没充分考虑到身份带来的政治影响。 但咱们换个角度想，那个年代的文人，大多带着股“文以载道”的韧劲。周而复经历过抗战烽火，亲眼见过同胞受难，他不想让历史被遗忘，更不想让侵略者的罪行被掩盖。 他用十年时间，将靖国神社里记下的细节、战火中亲历的苦难，一点点编织进300万字的《长城万里图》。1995年，这部耗时十年打磨的作品终于出版，战犯的罪行、军国主义的虚伪被刻画得入木三分，直接拿下了“五个一”工程奖。 1999年，86岁的周而复忍无可忍，拿着当年的笔记本、手稿和使馆报备记录起诉造谣媒体。虽然法院没认定名誉侵权，但那些铁证总算让真相浮出水面——他从未参拜，只是想为历史留存一份见证。 要说他有错，错在没平衡好官员身份和文人使命；可要说他不忠不义，那真是天大的冤枉。他用一辈子的坚守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也用笔墨为那段烽火岁月立起了一座文字纪念碑。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有些人看似“犯了错”，实则是在为正义执着。周而复的故事，也让我们明白铭记历史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