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2日，黄菊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69岁，骨灰被暂存在八宝山革命公墓。2015年，遵循他生前遗愿，魂归故里，落葬于上海福寿园。 黄菊这人，是典型的“上海制造”。 1938年的上海老北站，嘉善籍商人黄玉峰迎来长子。谁也没想到，这个在石库门弄堂里踢毽子、滚铁环的男孩，日后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推手。 1956年秋，18岁的黄菊攥着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站在徐家汇码头，江风卷起他蓝布衫的衣角。电机工程系的课堂上，他总坐在第一排，笔记本里密密麻麻记满公式，却在实习时发现：图纸上的电机与车间里的轰鸣机器，隔着十万八千里的温差。 毕业后分配至上海人造板机器厂，黄菊的铺盖卷直接搬进了车间值班室，铸钢车间的铁屑扎进劳保鞋，油污渗进指甲缝，这个清华高材生却甘之如饴，为摸透一台苏联进口冲床的脾气，他连续三周守在机器旁，用粉笔在钢板上画震动波形，耳朵贴在机壳上听齿轮咬合的节奏。 工友们送他外号"技术迷"，却不知这个"迷"字背后，是1965年我国首台可控硅电炉自动配电装置的诞生，是《小电炉变压器超功率运行》里凝结的一线经验。 十年动荡期间，黄菊被下放到中华冶金厂动力车间，某天暴雨突至，锅炉管道爆裂，蒸汽弥漫中他第一个冲上去堵漏，被喷出的热浪灼伤左臂，养伤期间，他在病房偷偷演算节能方案，用筷子在搪瓷碗沿画电路图。 1978年主持冶金厂工作时，这个浑身带着车间气息的副厂长，一口气推出十项管理制度，让停产两年的老厂三个月恢复产能，工人们记得，他总揣着个铁皮盒，里面装着各车间的生产数据，边角被磨得发毛。 1983年，黄菊调任上海市委常委，第一次以"领导"身份回到中华冶金厂，他谢绝了会议室的热茶，直接钻进轰鸣的车间，那些年他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厂区的日子，那些和工人蹲在车间啃冷馒头的岁月，早已把"务实"二字刻进了骨头。 主政上海期间，黄菊的办公室永远亮着最晚的灯，1992年浦东开发开放，他带着计委干部在东昌路渡口蹲点三天，数往来的自行车和轮渡班次，测算人流物流数据，他力主推掉的第一个项目，是陆家嘴某外资超高层建筑——因为规划中的绿地被挤占，"宁可慢一点，也要给子孙留片呼吸的地方。"如今的世纪公园，正是当年那个"固执"决定的注脚。 1994年，黄菊兼任上海市委书记，那年冬天，他穿着旧棉袄走访棚户区，在杨浦区一间12平米的陋室里，看到三代人挤在高低床上，回市委的车上，他沉默许久，突然说："明年启动'365危棚简屋改造'，我要每个区的进度表都贴在办公室墙上。"五年间，1800万平方米危棚消失，23万户居民搬进新居。 2003年调任国务院副总理，黄菊的行李箱里依然装着上海的老茶缸，分管金融改革期间，他带着工作组跑遍全国28个省市，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锅炉房里，和下岗工人算社保账；在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蹲在摊位前研究跨境支付，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关键期，他刚做完手术就躺在病床上听汇报，医嘱单背面密密麻麻记着改革要点。 2007年6月1日，北京医院的病房里，黄菊让秘书打开上海最新的城建图，泛黄的图纸上，临港新城的海岸线蜿蜒如昨，那是他任内敲定的"东方大港"，次日凌晨，他在《政府工作报告》的修改意见旁，永远放下了钢笔，享年69岁的人生，从弄堂走向中南海，始终带着上海老克勒的精细，更揣着车间工人的温度。 落葬当日，福寿园的白玉兰飘进墓穴，曾经的同事说，黄菊最爱这种花——朴素、耐寒，花开时连成一片，不张扬却沁人心脾，正如他留在上海的印记：没有震天动地的口号，只有陆家嘴的灯火、苏州河的清流、弄堂里的笑声，这个从基层走出来的改革者，用一辈子诠释了：真正的政绩，不在文件里，在老百姓的日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