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藤县保卫战中，王铭章看着距离自己一千多米的龟尾寿三，问旁边的副官，这个距离能不能打到他，副官没说一句话，而是举起了自己的枪，只听三声枪响之后，龟尾寿三从马背上摔下来。 1937年秋天，四川的几十万军队穿着单薄的衣服和草鞋。 他们背着斗笠——斗笠边缘还挂着蜀地未褪尽的稻壳——拿着大刀和简陋的步枪，离开家乡奔赴抗日前线。 此时华北平原已烽火连天，这支被戏称为“草鞋军”的队伍，要在鲁南的滕县城墙上，面对日军矶谷师团的钢铁洪流。 王铭章的122师仅有四千余人，而城外的日军配备了重炮与坦克，双方的装备差距像城墙垛口般刺眼。 守城第三日，王铭章在电灯厂指挥部接到陈离的电话，听筒里的电流声混着枪炮响，这位127师师长声音嘶哑：“我部只剩两三百号带伤的弟兄，要不要拼进城里？” 王铭章按住桌角的军用地图——上面用红铅笔圈着“滕县”二字，边缘已被汗水洇花——“这些人是川军的种，必须撤。” “可委员长说汤恩伯军团明天就到。”陈离的怀疑像根细刺扎在话里，“中央军的承诺，哪次没掺着沙子？” 王铭章没接话，只是把目光投向窗外，夜色里，周县长正带着百姓往城门堆沙包，那些金陵大学毕业的手指，此刻沾满了滕县的黄土。 日军的重炮在黎明炸开二十米宽的城墙缺口时，张宣武正趴在东门城楼的断砖后。 他摸出那支汉阳造步枪，枪管上的烤蓝已磨成灰白色，这是他从四川背出来的“老伙计”。 一千二百米外，龟尾寿三骑着栗色战马在土坡上挥手，马靴上的马刺反光刺痛了城上的眼睛。 三发子弹带着蜀地的湿气飞出，第三声枪响后，那匹战马突然人立而起，日军指挥官像片枯叶栽进麦田。 这一枪没能阻止攻城的铁流，反而引来更密集的炮火——日军把所有的愤怒都灌进了城墙的裂缝。 巷战在午后爆发，草鞋踩过弹壳的脆响与大刀劈砍的闷响交织成滕县的黄昏。 炊事班的老周在废墟里扒出半袋糙米，铁锅里的蒸汽混着硝烟，他给每个路过的士兵塞块锅巴：“吃饱了，好上路。” 王铭章在西关电灯厂附近被流弹击中时，手里还攥着那份写着“与城共存亡”的电报，鲜血染红了“四川”两个字。 重伤员李二娃从断墙后爬出来，拉响了最后一颗手雷，浓烟里飘出他带川音的吼：“老子下辈子还当川军！” 汤恩伯的援军终究没在第二天抵达。 但滕县的四天四夜，像块楔子钉进了日军的进攻路线，为台儿庄的布防争取了关键时间。 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写：“若无滕县之守，焉有台儿庄之捷？”可那些穿着草鞋的士兵，再也没能回到蜀地的稻田。 周县长的尸体被发现时，还保持着推沙包的姿势，金陵大学的毕业证书从他口袋里露出一角，照片上的青年戴着圆框眼镜，笑容干净得像没见过硝烟。 如今那支击毙龟尾寿三的汉阳造，躺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枪托上刻着“滕县骨，中华魂”六个字，木纹里还嵌着当年的火药渣。 参观者大多会驻足良久，有人伸手触摸玻璃，仿佛想透过八十年的时光，握住那双扣动扳机的、长满老茧的手。 如果那些草鞋能说话，它们会讲怎样的故事？是蜀地的稻花香，还是滕县的血色黄昏？ 或许，它们什么也不会说，只是静静躺在历史的尘埃里，像一颗沉默的钉子，钉住了一个民族的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