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社会学家令人深思的话： “动上层人的利益，如同要他们的命；改变底层人的观念，如掘他们的祖坟；然而底层人的观念，正是上层人利益的来源，试图说透这一切的人，却成了双方共同的敌人。谁试图打破微妙平衡，谁就成了那根刺，成了双方都不需要、甚至隐隐戒备的“敌人”。” 赵工的手指悬在键盘上，微微发抖。 屏幕上那份分析报告已经写了八千字，每一个数据都核对了三遍以上。 结论清晰得刺眼：按新算法调整工序，能耗可降18%，人员可优化30%，年增效预计四百万。 但问题在于，那“优化”掉的30%里，近一半是工龄超过二十年的老师傅。 他把报告打印出来，纸还带着热度。先去车间找了李师傅，厂里最老的挡车工，带出过十几个徒弟。 李师傅正在保养机器，粗壮的手指捏着小刷子，一点点清理齿轮缝里的油泥，眼神专注得像在雕玉。 “李师傅，您看这个……”赵工把报告递过去，指着人员优化部分，尽量让语气温和。 李师傅没接报告，继续刷他的齿轮。 “小赵啊，”他声音混在机器低鸣里，“我在这台机器上干了二十二年，闭着眼都知道它哪儿会咳嗽。你那个新玩意儿……靠谱吗？” 他抬起头，眼神里有种赵工看不懂的浑浊的东西。 “我们这代人，手艺就是饭碗。你动了它，跟拆我们祖坟有啥区别？” 赵工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他硬着头皮去找厂长。厂长办公室宽敞明亮，墙上挂着“锐意进取”的书法。 厂长快速浏览着报告，看到增效四百万时，眉毛扬了一下，但翻到人员优化部分，手指在纸上敲了敲。 “小赵，技术上是好的。”厂长放下报告，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叶，“但做事嘛，要考虑全面。 “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啊。上面要效益，下面要饭碗，我们夹在中间，要平衡。” 赵工听懂了。厂长要的是效益，但不能以他的管理风险为代价。 那四百万是厂长的业绩，但“优化”可能引发的矛盾，则是赵工这个“提出方案的人”需要承担的。 赵工拿着那份越来越沉重的报告，觉得自己像个捧着一包炸药的人，站在一条狭窄的巷子里。 一头是厂长代表的、渴求新效益的“上层”，另一头是李师傅们用二十年习惯构筑的“底层”观念。 而他那份试图说透“效益源于变革，变革必须触动既有格局”的报告，现在成了双方都避之不及的东西。 他忽然明白了社会学家的那句话。 鲁迅：“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说透真相，可能反而让初步清醒者承受更早、更清晰的痛苦，而未必能真正摧毁“铁屋子”。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困境在于，大型团体的成员往往缺乏为共同利益采取行动的激励，而小型、集中的利益集团（‘分利联盟’）则有强大动力去维护甚至扩大其特权，哪怕这损害整体福利。” 说透者试图动员底层或制约上层，实质是在对抗这种固化的“分利”结构，必然成为现有联盟竭力打压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