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6年，王安石被撸了宰相，贬为江宁知府。在江宁干了几年后，感觉心灰意冷，不禁萌生退意。于是给朝廷打了个报告：“我身体不好，申请回家休养。” 半山园的篱笆外，他常拄着竹杖站定，看田埂上的农夫把稻种撒进湿润的泥土，孩童追着蝴蝶跑过，草帽上还沾着蒲公英的绒毛。 谁还记得，十年前他在汴京朝堂上拍着案几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时，眼里的光比正午的日头还烈？ 1075年复职宰相的官印还没焐热，独子王雱就在病榻上咽了气，这个从小跟着他读《孟子》的孩子，连父亲“矫世变俗”的梦想还没看完就走了。 此前一年，郑侠把流民啃树皮的画像呈给神宗，御座前的曹太皇太后哭着说“安石乱天下”，他第一次罢相时，案头的青苗法章程还摊开在“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那一页。 1085年神宗驾崩，太皇太后高氏召司马光回京，新法像被狂风扫过的落叶般一片片废除。有人揣着弹劾奏章找司马光，说要把王安石定为“佞臣”，株连全家，这位写《资治通鉴》的老头却摆摆手：“介甫（王安石字）用心良苦，只是性子倔了些。” 他不仅没追责，反而奏请朝廷追封王安石为一品太傅，理由是“变法非私，当示天下以公”。 可惜王安石没等到这份宽容，1086年春，他在江宁的病榻上咽下最后一口气，享年六十六岁。同年十月，司马光也跟着走了，北宋政坛的两根柱子，倒在了同一个年头。 柱子一倒，旧党内部先乱了套。苏轼因为说“新法不可尽废”被贬到惠州，范纯仁劝“党争误国”被骂作“新党余孽”；后来章惇等新党卷土重来，把旧党官员的名字刻在石碑上“永世不得录用”，朝堂成了互相撕咬的斗兽场。 王安石的变法本想给北宋输血，却忘了扎针的手法太急。地方官为了政绩，把青苗法变成强制贷款，百姓还不上就拆房子；他听不得苏辙、曾巩的劝告，连老臣富弼的信都扔在一边，新党自己先分成了“急进派”和“稳健派”，内讧比旧党还凶。 晚年的他坐在半山园的茶桌前，看着窗外春水悠悠，写下“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笔尖再没有“爆竹声中一岁除”的激昂，只有“人生到处知何似”的淡然——这不是认输，是和那个执拗了一辈子的自己，终于喝了杯和解的茶。 后来人说他是“拗相公”，说他毁了北宋，可谁又见过凌晨三点的宰相府？他伏案改新法条文时，砚台里的墨都结了冰，手边的粥凉了三次还没动。 司马光和他斗了二十年，却在他死后守住了底线；就像他自己，虽没能让北宋“富国强兵”，却让后来者知道，有些理想，哪怕碎了，也会在历史里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