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前，刘拴虎在天安门广场突然发现一个烟头，而就是这么一个小细节，导致3000多名国民党特务落网，让开国大典顺利进行！ 每天一大早，刘拴虎穿上粗布军装，挂上证件，从天安门城楼下出发，沿着划定好的路线一圈圈巡逻，他要检查施工堆料区，翻看木材、钢筋后面有没有藏东西，手指会划过金属表面的锈迹，鼻尖能嗅出新旧尘土混合的味道。 他说话不多，却总在会议最后几分钟，用低沉的声音点出别人忽略的细节——“西南角排水沟盖板比昨天多了道划痕”“西墙根的砖缝里卡了片新的油纸”，老侦察员们渐渐习惯了等他开口，觉得这年轻人眼睛像带着钩子，能把藏在暗处的东西钩出来。 那时的北平刚从炮火里醒过来，城砖缝里还嵌着弹片，而开国大典的日期已写在指挥部的黑板上。各种密报像雪片般飞来：“敌特计划在观礼台安置爆炸物”“有伪装成工人的特务已混入施工队”，空气里除了水泥味，还飘着看不见的紧张。 刘拴虎所在的小组有条铁规：任何“不对劲”都要记下来，哪怕是被风吹歪的标语牌，或是比前一天多出来的几粒石子。 九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广场东南角的阳光斜斜地打在墙上，刘拴虎沿着墙根慢慢走。那天上午，卫生队刚用竹扫帚扫过地面，连施工留下的木屑都装袋运走了，戒严铁丝网在远处闪着冷光。 按理说，这里不该有活物以外的东西。 他的胶鞋踩在沙地上，发出“沙沙”的轻响，目光像探照灯扫过地面——突然，脚步顿住了。 墙根边缘，一截烟头半埋在土里，露出的烟纸带着细碎的花纹，像谁不小心掉了片干枯的花瓣。 刘拴虎蹲下去，拇指和食指捏住烟头根部，轻轻一提，尘土簌簌落下，烟嘴上还留着浅浅的牙印。他凑近看，认出这是“飞马牌”香烟，烟纸泛着淡金色，在1949年的北平，这不是普通工人能常抽的烟，更像是旧军官口袋里的常备品。 戒严之后，进出广场的人要过三道岗，工人上岗前还签了“无烟承诺书”，谁会冒着风险在这里抽烟？ 他没起身，视线顺着墙根往外扫，尘土层上有几枚清晰的鞋印，鞋底纹路细密，带着菱形格，不是解放鞋的粗纹，也不是胶鞋的平纹，更像是皮鞋或特制橡胶底鞋——这种鞋，在施工队里从没见过。 脚印从墙根延伸到堆料区的大石头旁，那里堆满碎石和木板，新旧足迹交叠，像被踩乱的棋盘。 刘拴虎绕着石头转了两圈，突然蹲下身，手指伸进石缝里摸索，指尖触到一片硬纸，他屏住呼吸，一点点往外抠——是半张撕下来的纸片，边缘毛糙，上面用蓝黑墨水写着“203”和“7-3-9”，纸质比普通草纸光滑，像从名片或登记本上撕下来的。 “飞马”烟、陌生鞋印、带数字的纸片，这三样东西在他脑子里撞出火花。 他把烟头和纸片塞进贴身的荷包，拉上拉链，继续沿着墙根巡逻，脚步和刚才一样稳，只是眼睛里多了层冷光。 回到公安局，专案组的煤油灯已经亮了。刘拴虎把东西放在桌上，说：“上午刚清扫过的封闭区，出现‘飞马’烟头，墙根有非施工鞋印，石缝里找到这个。” 有人插了句：“会不会是哪个干部巡查时落下的？” 刘拴虎摇头：“干部抽烟都带烟盒，不会把烟头扔在墙根，而且‘203’——情报科上个月截获的密电里，有这个代号。” 煤油灯的光在纸片上跳动，“7-3-9”三个数字被圈了又圈。三天后，侦查员拿着北平街巷地图比对，在东四南大街的胡同名录里，找到了“祥和居”茶馆——门牌号是“7号院3门9号”。 刘拴虎换上长衫，成了茶馆的“常客”，每天坐在靠窗的位置，喝着淡茶，看穿中山装的男人进后院时，会用手指敲三下门框；听账房先生拨算盘的节奏，总在下午三点停一分钟。 他把这些记在烟盒纸上：穿灰中山装的人左手指关节有疤痕，后院木门轴缺了块漆，三点整电台的电流声会盖过茶壶烧开的鸣响。 九月二十八日凌晨，天还没亮透，刘拴虎跟着突击队蹲在茶馆后墙的阴影里。当第一声鸡叫划破夜空，他第一个翻进院墙，踢开后院木门时，火盆里的文件正烧得卷起来，他伸手从灰烬里捞出半张密码本，纸角还带着火星。 那天，祥和居里十七个人被按在八仙桌上，电台的真空管在晨光里闪着幽蓝的光。 技术科连夜拼合密码本，一条条密电被破译出来，上面标着“广场东南角”“堆料区大石头”“十月一日晨”。 随后三天，北平城里像撒开一张大网，从茶馆牵连出的特务网络被连根拔起，仓库里的炸药、藏在房梁上的手枪、埋在树下的电台，都被挖了出来。 有人问刘拴虎：“那么多烟头，怎么就你看见了？” 他还是那句话：“地上本来不该有的东西，突然有了，就是问题。” 十月一日清晨，刘拴虎站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看着广场上的人群慢慢聚集。他摸了摸荷包，那里还留着半截“飞马”烟头的形状——三天前，他把物证上交时，偷偷留了点烟纸碎片，现在正随着他的呼吸轻轻起伏。 礼炮响起时，他抬头望向城楼，红旗正在升起，而他脚下的土地，干净得连一片落叶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