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探家相亲，那姑娘嫌我是个“猪倌”甩脸就走，谁承想她嫂子却追了出来 1

1981年探家相亲，那姑娘嫌我是个“猪倌”甩脸就走，谁承想她嫂子却追了出来 1981年的腊月二十三，我穿着一身军装，拎着一个上海造提包，迎着寒风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叫董大林，1978年3月从老家鲁西南当兵，在西北的某部队服役。我在部队主要职务是养猪，连队里有十来头猪，全是我负责。 除了训练外，我每天就是拌猪食、清理猪圈。凑近一闻，袖口处始终有一股子洗不掉的泔水味。 我娘不知道这些，她把我说成了是“管后勤的干部”，还托媒人给我说了门亲事，然后就逼着我回家相亲。 女方叫刘梅，是临河生产队队长家的闺女，长得有点像电影里的女演员。我心里一路打鼓，想着见面后怎么跟人家姑娘解释。 到了刘梅家的堂屋，生着炉子，炉筒子烧得通红，上头坐着把大铁壶，滋滋地冒着热气。 刘梅穿了件红色棉袄，烫着刚开始流行的“招手停”卷发，手里织着毛衣，眼皮子都不太抬。 “听婶子说，你是部队里管后勤的干部？”刘梅的声音挺好听，就是有种审视的味道。 我喝了口水掩饰尴尬，“不是干部，我就是饲养员，主要在连队搞副业。” “搞副业？什么副业啊？” 我咬了咬牙，心一横，“就是养猪。我们连队一年的肉食供应，基本上全靠我养的那十多头猪。” 空气瞬间凝固了。刘梅把手里的毛衣往炕上一扔，线团骨碌碌滚到了地上。 “养猪的？我还以为是什么军官呢，合着就是个伺候牲口的，你能转志愿兵吗？” 我一时语塞，没能答上来，我当然想转志愿兵，但我说了不算啊！ 她站起身，转头冲着里屋喊了一嗓子：“娘，我有点不太舒服，回屋躺会儿。” 我坐在那儿，脸上火辣辣的，冲着有些尴尬的刘梅娘鞠了个躬：“婶子，打扰了。” 我没脸再待下去，抓起帽子，逃出了那个院子。 就在我快走到村口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大兄弟！大兄弟你等会儿！”是个女人的声音。 我回头一看，是个三十来岁的嫂子。穿着件蓝粗布的棉袄，腰里系着围裙，头发有些乱，手里还拿着半拉大葱。 我认得她，刚才在刘梅家院子里，她在灶台边忙活，是刘梅的嫂子，叫桂英。 “嫂子，有事儿？”我停下脚，尽量让自己表情好一点。 桂英嫂子跑到我跟前，累得直弯腰，缓了好几口气才直起身来。 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嫌弃，反而透着股子热乎劲儿。 “大兄弟，刘梅被惯坏了，说话不经脑子，你别往心里去。”桂英嫂子一边说，一边从围裙兜里掏出两个热乎乎的玉米面馍馍，“这是刚出锅的，你回去还得要走一会，拿着路上垫吧垫吧。” 我哪里肯要，推辞着往回送。她顿了顿，左右看了看没人，压低了嗓门跟我说： “大兄弟，你要是不嫌弃，嫂子给你指条路。” “我娘家有个表妹，叫春兰。就在隔壁大队，人长得没梅子好，但干活是一把好手。她最钦慕当兵的，你要是愿意，我回娘家给你们牵个线？” 这剧情反转得太快，我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 “嫂子，我……就是个猪倌……”我嗫嚅着说。 “猪倌咋了！”桂英嫂子一拍手，“猪倌也是凭力气吃饭！只要人不懒，将来日子差不了！你就说你见不见吧！” 鬼使神差我点了点头，“行！嫂子，我信你！” 第二天下午，我见到了春兰。 她穿着朴素，坐在炕沿上纳鞋底。我跟她说了我在部队养猪的事儿，以为她也会皱眉头。谁承想，她听完眼睛一亮，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 “那猪咋样才不闹病？俺家那头猪老是拉稀，愁死人了，你给俺讲讲呗？” 那一刻，我就知道这媳妇不错，确实是过日子的人。 我们聊得很投机，走的时候，春兰还送了我一双布鞋，这是她亲手做的。 1982年冬天，因为部队的调整，已经服役五年的我，不得不退伍回家。转志愿兵的想法，也彻底泡汤了。 但春兰没有在意，反倒还暗暗高兴，因为我们以后不用长期分居两地了。1983年春节，我俩结了婚。 婚后我进了县里的农场工作，后来赶上了好时机，我从农场辞职，自己办了一家养猪场。 春兰跟着我，起早贪黑，我们从三十头猪养到三百头，盖起了楼房，供出了两个大学生。 至于刘梅，听说她嫁了个开大车的司机。后来那男的出了车祸，腿瘸了，家里的底子也败光了。 人这一辈子，就像挑担子。有人光看担子里的鲜花，嫌弃扁担脏。可真正懂生活的人才知道，那根被汗水浸透的扁担，才是撑起日子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