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辈子，我有两个爹。一个是我的亲爹，一个是邻居张叔。亲爹走得太早，没享过我一天福；张叔和我没血缘关系，却在我家天塌的时候，硬生生替我们撑住了那根柱子。 我叫李伯农，1956年出生在荣昌的农村，是家里的老大，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母亲自从生了小妹后，身体就一直不好，家里全靠父亲一个人撑着，日子过得有些艰难。 1974年冬天，我抓到一个绝佳的机会：参军入伍。那时候当兵是农村青年少有的出路，不但能为家里省下口粮，还能将积攒下来的津贴寄回家改善生活。 父亲是个木讷寡言的人，在我离开的时候，竟然拉着我的手说了好多心里话。他还往我兜里塞了两个煮鸡蛋，“伯农，到了部队干出个名堂。有我在，屋头的事你不用管。” 那时候，我以为父亲真的就像老家的大山那般可靠。可正当我在新兵营接受训练时，一封电报却让我措手不及。上面只有五个字：父病危速回。 这个五个字让我一阵恍惚，从小到大我还没经历过这般慌乱的时候。我拿着电报哭着去找领导请假，领导很通情达理，批准了我的假期。 一路上我都在祈祷，希望能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可当我跌跌撞撞冲进家门，看到的不是父亲坐在板凳上抽烟，而是堂屋正中间那口棺材。 那一刻，我愣在了原地，直到母亲哭晕在我怀里，四个小的抱着我的腿喊“哥哥”，我才“哇”地一声哭出来。父亲是在地里干活时突发心梗走的，没能留下一句话。 我们家是外来户，爷爷当年逃荒落脚到这儿，村里也没啥亲属。在农村，家里没壮劳力，又是外姓人，办丧事是最难的。我也没经历过这种事，一时之间也有些不知道怎么办。 就在家里六神无主的时候，邻居张叔站了出来。张叔是个暴脾气，大嗓门，但心肠很热。他到处张罗，还把自家儿子和侄子叫过来帮忙。我犹如提线木偶，在他的指挥下操办完了葬礼。 那天，张叔带着张家人，硬是帮我把父亲体体面面地送上了山。我回部队之前，去张叔家道谢。我跪下给张叔磕了几个头，他连忙将我搀扶起来，头一回听他那般和声细语道： “伯农，你回部队安心好好干，你家里的事我会留意的。你在部队发展的越好，就越没人敢欺负。有啥事，你给我写信就行。” 我在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张叔就是我的亲人，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他。 回到部队后，从老兵口中得知，像我这样新兵请假回去的，后面在部队不好发展。我心里一惊，这要是就当个三年就回了家，我怎么对得起父亲的遗愿，怎么对得起张叔的教诲。 我像疯了一样训练，不但缩短了和别人的差距，在出营时还得到了营里的嘉奖。下连队时，我被分到了侦察连。后面我在部队的发展，并没有受到当时请假的影响。 当兵第二年被提拔为副班长，第三年入党提班长，1978年底，我作为预提干部被推荐到了教导队。从教导队出来后，我回侦察连提干为排长，算时间赶上了提干的末班车。 1979年夏天，我回老家探亲，这也是我当兵几年来第一次回老家。我带了不少礼物去拜访张叔，这些年他没少帮忙。 张叔很直爽，并没有因为我成了军官而拘谨，反倒喝的很愉快。走之前，母亲突然提出了一个建议：让我跟张叔的小女儿慧琴接触接触。 “伯农，这些年咱家多亏了你张叔。慧琴那姑娘，我也是看着长大的，是个实诚人，对咱家没二心。以后你长期在部队，咱们还是得找个知根知底的。你不要嫌弃她是农村户口……” 慧琴此时才18岁，小的时候我带她玩过，但自从她上初中后，我就很少再见到她了。我想了想，便让母亲去探探口风。等我回了部队，我们先通信联系。 等我回到部队没多久，就收到了慧琴的信。信里面透露出一丝温婉，几封信后，我也喜欢上了这个姑娘。 1981年，我回家拎着两瓶酒、两斤肉、两斤点心去张叔家提亲。可待我说明了心意后，张叔却脸一沉，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吐出两个字：“不行。” 我和母亲都愣了，母亲连声说道：“张老哥，你看俩孩子都互相喜欢……” 张叔摆了摆手，“伯农啊，你马上要提副连了，将来还可能当连长、营长、团长，慧琴就是个农村丫头，初中都没读完。这门亲事，不般配。我也不能让你被人戳脊梁骨，说你是报恩才娶的她。” 原来张叔是怕耽误我。那一刻，也没管什么规矩不规矩，噗通一声跪在地上。这次，张叔没拦住。 “叔，要是没有您，我爹走的那天这个家就撑不住了，我只有早早退伍回来。这些年，在我心里，您早就是我爸了。我不图别的，就图慧琴人好，咱们两家知根知底。我也不是啥首长，我就是农民的儿子伯农，是您的半个儿子！” 张叔的旱烟袋掉在地上，眼泪顺着那张黑红的脸膛往下流。躲在门帘后面的慧琴也冲了出来，哭成了泪人。 后来，我和慧琴结了婚。虽然她文化程度也不高，但她有着农村女人的坚韧和善良。我在部队干了二十五年，她替我守了大半辈子的大后方，照顾母亲，扶持弟弟妹妹，拉扯孩子。 现在我也是快七十岁的人了，常常和慧琴在老家院子里晒太阳。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除了当兵，就是娶了这个邻居家的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