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后，返程时绕道去趟山西祁县乔家堡，为的就是见一见乔致庸。 谁能想到，这位抬着棺材出征、横扫西域万里黄沙的铁血将军，班师回朝时不顺道领功受赏，反倒绕路几百里，只为给一个商人当面道谢！这事儿在当时的朝堂上炸开了锅，满朝文武议论纷纷——左宗棠是什么人？平定太平天国、收复六分之一国土的功臣，连慈禧都要让他三分；乔致庸不过是个晋商，再有钱也只是个“市井之徒”，值得一位封疆大吏如此屈尊？ 可他们哪里知道，没有乔致庸，左宗棠的收复大业可能早就成了泡影！1875年，左宗棠临危受命督办新疆军务，面对的是阿古柏叛乱集团和虎视眈眈的沙俄，还有一个更致命的难题——朝廷没钱。当时的清政府内忧外患，国库空虚，只给了左宗棠一纸任命，银子、粮草全要自己想办法。大军出征前，左宗棠算过一笔账，收复新疆至少需要千万两白银，可朝廷拨下来的军饷连零头都不够，将士们连过冬的棉衣都凑不齐，更别说购买枪炮弹药。 就在左宗棠愁得夜不能寐时，有人给他指了条路：“山西乔家，富可敌国，且重义轻利，或许能解燃眉之急。”左宗棠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派人找到乔致庸。他原本以为，商人逐利，就算肯借，也得漫天要价，没想到乔致庸听完来意，当场拍板：“国家领土岂能让人觊觎？左大人为国出征，乔家理应相助！” 没几天，乔家票号就给左宗棠拨去了第一笔三百万两白银，而且分文利息不要，只说了一句话：“等大人收复新疆，国泰民安，再谈归还不迟。”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晚清一两白银能买一石大米，三百万两足够养活十万大军一年。更难得的是，乔致庸不仅自己借钱，还联合祁县、平遥、太谷的其他晋商，一起为左宗棠筹集军饷，前后累计达八百多万两，相当于朝廷三年的财政收入。要知道，当时很多达官贵人都忙着囤积家产、明哲保身，甚至有人私下勾结外国势力牟利，而乔致庸却把家族的身家性命都押在了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上——一旦左宗棠战败，这笔巨款就可能血本无归，乔家几百年的基业也会毁于一旦。 乔致庸的信任，给了左宗棠莫大的鼓舞。出征那天，左宗棠抬着棺材走出嘉峪关，身后不仅有嗷嗷待哺的将士，更有晋商们沉甸甸的期盼。战争期间，乔家的票号还成了清军的“后勤保障部”，从山西到新疆，万里迢迢，乔家的伙计们冒着风沙和战乱，把粮草、军饷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甚至还帮着采购外国的先进武器。有一次，一批运往伊犁的军火被叛军拦截，乔家的镖师们提着刀冲上去，硬生生从叛军手里抢了回来，好几个人都为此丢了性命。 如今新疆收复，西域重回中国版图，左宗棠怎么能忘了这份恩情？那天，乔家堡张灯结彩，乔致庸亲自到村口迎接。两人一见面，左宗棠握着乔致庸的手，眼眶都红了：“乔东家，没有你，就没有新疆的今天！你是大清的功臣，是民族的脊梁！” 乔致庸却摆了摆手，笑着说：“左大人言重了，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本分，乔家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那天，两人在乔家大院里促膝长谈，从新疆的风土人情聊到晋商的经营之道，从国家的前途命运聊到百姓的生计疾苦，越聊越投机。 左宗棠临走时，亲手写下“汇通天下”四个大字送给乔致庸，这不仅是对乔家票号的赞誉，更是对他家国情怀的肯定。后来，这四个字被做成牌匾，挂在乔家大院的正厅，成为乔家世代相传的家训。而乔家的义举也传遍了全国，人们都说：“晋商有钱，但更有骨气；乔家会做生意，但更懂爱国。” 反观当时的一些朝廷官员，拿着国家的俸禄，却只顾着中饱私囊。有人克扣军饷，有人倒卖军火，还有人在左宗棠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处处掣肘，对比之下，乔致庸的格局和担当，不知道比他们高尚多少倍。这也难怪左宗棠会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乔东家虽是商人，却比许多官员更懂这个道理！” 乔致庸和左宗棠的这段佳话，不仅见证了晋商的家国情怀，更告诉我们：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可以是武将沙场浴血的忠诚，也可以是商人仗义疏财的担当。在国家危难之际，无论身份高低、贫富差距，只要心怀家国，就能为民族的存续贡献力量。 这段跨越百年的友谊，至今读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乔致庸用钱财支持国家，左宗棠用武力捍卫国土，他们都是民族的英雄，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