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青，作为汉代武帝时期的杰出将领，以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和卓越的战绩，成为了泱泱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和军事史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其中，在对匈奴的作战中，卫青收复了河朔地区，攻破了匈奴的都城-一龙城，成为后代无数将领梦寐以求的荣耀。
同时，卫青虽贵为国戚，也是大将军，却能与底层士兵同甘共苦，与子同胞，其个人魅力与领导能力也为后世所称道。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既建立了丰功伟绩又能不居功自傲的历史人物，历朝历代都是人们歌功颂德的对象，但其评价在宋代发生了不小的转变。
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一：卫青形象在宋代转变
(一)宋代之前对卫青的评价：充分肯定
对于卫青，作为一名将领，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历史上对其军事成就及其历史意义的评价。汉朝自建立始，对于北方的匈奴束手无策，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处境。
自汉太祖高皇帝刘邦的“白登之围”，直到汉武帝即位前，汉朝一直采取以卑辞厚赂、曲意和亲为主的消极防御国策。
这种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国策，不仅不会解决汉朝北方的边境安全问题，还严重压制汉民族的进取心和自信心，实乃无可奈何的委曲求全的苟且之计。
随着汉武帝时期对待匈奴的根本国策转变，改被动挨打为主动出击，这就需要相应的军事人才去适应新形势下军事行动的需要。
在卫青的率领下，汉朝军队打破了匈奴不可战胜的历史神话，为汉朝开辟了大量新的领土，也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卫青取得的一系列丰硕的战果，也极大地提振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成为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一个典型代表。
卫青作为皇亲国戚，位高权重，却没有古往今来权贵之人的那种傲人之态。对于卫青的个人品德最精炼的概括草过于《史记》中卫将军骠骑列传篇的那句话：“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
卫青性格仁善柔和，谦卑退让，平易近人，这可能和卫青的出身有关。卫青出身很低，幼年被家里同父异母的兄弟当作奴隶。
在少年的时候管有人称赞卫青的面相，认为他将来必定飞黄腾达，但卫青只是说能够不再为奴隶就满足了。
后来卫青位极人臣，也未有跋扈之举，即使李广的儿子李敢对其不敬，他也选择了容忍，没有告诉汉武帝。正是这样的高尚的品行，才能在汉武帝这样皇帝手下位极人臣而得善终。
(二)宋代对卫青的评价：褒贬不一
卫青作为一名将领，无论是现实功绩还是个人品行，都无可挑剔，历史上无论文人骚客，还是军事将领，都对其评价甚高。但是到了宋代，形势却发生了转变。
当然，宋代文人对卫青取得的历史性功绩与超然的军事地位，依旧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在其《御将》中写道：汉之卫、霍、赵充国，唐之李靖、李劼，贤将也。
汉之韩信、黥布、彭越，唐之薛万彻、侯君集、盛彦师，才将也。苏洵将卫青与历朝历代的名将并列，称之为贤将。
同时，宋代的文人对卫青取得的历史功绩的重要性，以及卫青在取得的战果中的个人作用进行了诟病。
欧阳修把卫青与西周的名将方叔与召虎作对比，并高度赞美方叔与召虎，认为“方召”才是真正的杰出将领，而卫青与霍去病这一对大汉名将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不值一提的小角色。
诚然，方叔和召虎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积极充分发挥了其勇武与才智，为西周的中兴作出了巨大贡献也配得上“真将”的赞美。
但是，卫青、霍去病击败的对象乃是强大异常的匈奴，使得汉朝与匈奴的攻守易势，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建立和民族意识的觉醒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性贡献。
与卫青、霍去病的历史贡献相比，仅仅是中兴西周的方叔、召虎的功绩也不由得黯然失色。但是，与客观的历史功绩大小相反，欧阳修称方叔、召虎，而贬低矮化卫青，这是宋代对于卫青历史功绩评价走低的一个缩影。
二：宋代崇文思想的根源
众所周知，安史之乱给唐王朝予以沉痛的打击，使得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和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削弱，原本就存在的藩镇制度借此时机壮大自身的实力，逐渐形成了各个地区的封建制据，唐朝皇室渐渐沦为京兆府尹。
在安史之乱至唐朝灭亡这一历史时期，中央政府基本上被架空，地方藩镇制据不断强化，后期甚至出现了藩镇军阀(李茂贞、李克用)以武力威胁长安，迫使皇帝狼狈出逃的滑稽场面，最终，唐朝也被宣武军节度使朱温所灭亡。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思想深深刻在每一个野心家的脑海中，导致华夏大地上征伐不断，兵祸横行，全民族的每一个人都陷入了无止境的暴力漩涡之中无法自拔。
到了五代十国，失去了中央政权的管控，战乱相较之前更甚，短短53年间，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换了五个政权、14个皇帝，社会道德沦丧，民不聊生，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间炼狱也不算夸张。
宋代的建立者赵匡胤看到了从唐朝中后期到五代十国这百余年混乱，认为这一切乱象的根源在于武人猖獗，以武乱国，认为要升平世，关键在于以文抑武，使“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为此赵匡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实现其目标：对内，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杯酒释兵权”，大大削弱武将的权力，对外采取消极保守态度。
在开国时期的精兵强将俱在的情况下，玉斧划界”主动放弃收复南诏(云南)，在党项族群主动内附的时候，没有设置州县直接对其进行管辖，而是任由其自治，为之后西夏立国埋下了祸患。
对于宋太祖对于历史经验总结的对错，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是自宋太祖始，宋代就定下了“崇文抑武”思想基调，“武”逐渐沦为主流价值观所贬低和排斥的对象。
(二)政治生态的改变：科举制度的兴盛与宋代皇室的推动
对于权力获取的途径会极大地影响社会风气：秦代以军功封爵，因此秦人在战场上悍不畏死;汉代以举孝廉入仕，因此汉代出现了黄香、姜诗、丁兰等载入二十四孝的典型代表。
科举制从隋代建立，历经唐代的发展和完善，到了宋代已经相当的完善。通过科举制度入仕的人数，相较于前朝已经大大地提高。
再加上宋代皇室对于科举制的推崇，对提高文官地位作出倾向性举措，进一步扩大了科举制对于社会文化风气的影响。
作为“崇文”皇帝典型之一的宋太祖，曾极力推动“武臣尽读书”，并许诺“宰相须用读书人”表示“事业付之书生”，立誓“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从制度上说，他既改革科举，废止公荐，推行复试、殿试，又提高进士授官品级，还任用文臣出任地方行政长官。
诸如此类，都是证明。难怪宋人说：“国家自太祖开基，首以文德化天下。”在科举取士与皇室推动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尚武精神迅速地扭转，取而代之的则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崇文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