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名女环卫工突然收到一笔30亿巨款，当得知汇款人后，她决定拿出24亿捐给国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耿维馥走出北京市民政局大门时，天很冷。她把领到的公证文件折好放进布兜，低着头，像是怕别人看见她的脸。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她已经不怕看人，也不怕被人看。 1960年代末，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收到多起关于赵欣伯名下遗产的继承申请，申请人均自称“赵碧琰”。遗产总额高达30亿日元，换算成人民币是天文数字。 几十份材料、十多个证人，真假难辨。法院只好搁置裁决，直到1979年，华侨总会将真正的“赵碧琰”找到，就是那名住在北京市郊、扫街二十余年的老环卫工耿维馥。 她沉默太久了。1945年，丈夫赵欣伯作为伪满洲国政务参事被捕。此人是扶植伪政权的“产婆”级人物，曾受命培训伪政人员、制定傀儡法令。 1949年后被关押至重庆特移所，1950年病死。耿维馥早料到结局，提前烧毁了全部赵欣伯留下的财产文书、身份证明。她不想留下任何痕迹，只想带着两个孩子悄悄活下去。 她一生中第二次用“赵碧琰”这个名字，是在1982年提交遗产确认的最后一轮听证。她拒绝出庭，但书面证据一字一句都咬得死。 华侨总会、中日律师团、公安系统的多重交叉验证，才最终锁定她的合法继承身份。她获得了继承权，但并未将巨款据为己有。 耿维馥在日本汇回的30亿日元到账那天，特地找人写了一份捐赠计划。24亿上交国库，用于基础教育与公益设施。 剩下的，她只给自己留下一套40平米的老房子、两床棉被，还有一本手写日记本。那是她丈夫早年写给日本人看的“满洲建设提纲”，她保留它，只是提醒自己：不要再走错。 故事最终在《人民日报》报道后引发广泛关注。很多人好奇，一个“汉奸之妻”为何有如此节操？ 她没回应。她去扫最后一班街，那条叫东四八条的小巷，那天风特别大。她戴着帽子、围着脖巾，扫了一地落叶。邻居说她那天走得很慢，看上去不是一个快要领30亿的人。 正如她在一封遗赠说明中写道：“我不想让人记得我是谁，只愿国家不再有我经历的那些年。” 这件事过了很多年，还有人在问，赵碧琰到底是谁？答案藏在档案里，也藏在每个沉默的角落。她用一生，交还了一笔国家与个人的旧账。没有高声，没有表功，只有选择和承担。 她不愿再被看见，但历史不会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