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因遭到不公正对待，中国遗传学奠基人李景均毅然离开内陆前往香港，无处可去的李景均，竟然得到了诺奖得主穆勒亲自向美国国务院求情，希望将李景均接到美国！ 李景均一度不敢相信这个消息。他从没想过，在香港这间借住的狭小房间里，还能接到远在美国的老友转来的口信，说穆勒愿意为他“担保”。 他想起十几年前初到康奈尔大学，那时他还只是个刚从金陵大学出来的青年，英语磕磕绊绊，只靠纸笔与人交流。是穆勒，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听他汇报后，把他带进了更高层次的学术圈。 那会儿，李景均的研究重点是群体遗传学。他把统计学引进遗传模型，试图用数据解答生物变异背后的规律。穆勒评价他，“有体系、有胆识。” 两人虽非直接师生，却常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穆勒曾对人说：“李景均的方向，是我们未来三十年要走的路。” 战时回国，是李景均下的最大决心。1941年，他带着刚结婚不久的妻子克拉拉踏上香港的船。那年正是中美紧张时刻，太平洋战争已迫在眉睫。 他们靠地下交通线穿越内陆，从香港经桂林，再到昆明。沿途兵荒马乱，物资紧缺，克拉拉多次差点晕倒在山路上。可李景均硬是拉着她走完了全部路程。 到了广西大学，他白天授课，晚上在农田里蹲着做实验。他想把国外那一套“选择性育种”的方法用到中国水稻上。实验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他不改初心。 后来学校迁到成都，他随之转到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北迁，他又跟着到了北平，成了34岁的北京大学农学院系主任。 可现实并未因他的理想而宽容。1949年前后，米丘林学说风靡全国。李景均坚持摩尔根体系，被视为“落后”思想。 他曾在一次校内座谈会上，当众指出米丘林理论逻辑混乱，结果招致北大负责人乐天宇的强烈不满。很快，他被撤去系主任职务，甚至被剥夺讲课资格。 不久后，针对他娶了美国籍妻子的批评也接踵而来。一封封“揭发信”把他列为“思想倾向不纯”的代表人物。他感觉“空气都变了味”。 他曾试图争辩，说学术归学术，家庭归家庭，可没人再愿听。 那年冬天，李景均以“身体不适”为由离开北平，南下广州，再转往香港。那天离开时，他没敢回老家告别。因为他知道，母亲年事已高，他不忍撒谎，却更无法说出实情。 到了香港，他一边靠翻译资料维生，一边试图联系海外学界。一个在康奈尔时期的老友找到了穆勒，转达了李景均的处境。穆勒亲自写信给美国国务院，表示李景均若能赴美，将对“人类遗传研究具有推动作用”。 1951年，李景均拿到赴美签证，全家乘船离港。他站在甲板上，看着海面，沉默许久没说话。 这一年，他在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开始了新的学术生涯。接下来十几年，他在统计遗传学、临床试验设计方面提出一系列方法论，其中“随机分组”与“双盲对照”成为医学实验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