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国家在研发东风-17时，发现导弹在飞行中，极易遭到外部干扰，所有人都建议增加反电子系统，谁知，祝学军却说：“干脆让导弹在雷达里彻底消失，不就行了？”话音刚落，一位老专家扶了扶眼镜，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毕竟在那个年代，让高速飞行的导弹实现雷达隐身，在全球范围内都没有成熟的先例，要理解祝学军这个思路的价值与可行性，首先得搞清楚雷达是怎么发现导弹的。 其实雷达的工作原理和我们在山谷里喊口号听回声很像，都是靠电磁波的反射来锁定目标，雷达发射机发出电磁波，电磁波遇到导弹后会产生回波，接收机捕捉到回波后，经过信号处理就能确定导弹的位置、速度等关键信息。 所谓让导弹在雷达里消失，本质上就是让导弹产生的雷达回波变得极其微弱，弱到雷达接收机无法识别，这就是后来被广泛应用的雷达隐身技术。 当时大家普遍认同的增设反电子系统的方案，本质上是“被动防御”，相当于在导弹上装了个“盾牌”来抵御干扰，可这种方案有个致命缺陷，反电子系统会额外增加导弹的重量，而导弹的载重是经过精密计算的，额外增重会直接影响射程和机动性，而且当时的反电子技术还不够成熟，面对复杂的干扰环境未必能百分百奏效，有点“治标不治本”的意思。 祝学军提出的“主动隐身”思路，看似大胆，却暗合了武器研发的核心逻辑——最好的防御就是让敌人根本发现不了你。 可能有人觉得这个思路在1987年太超前，但事实上，当时国内已经有科研团队开始探索相关技术，这也为这个思路提供了现实基础。 比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凌永顺，就在1987年做出了开展等离子体隐身研究的重大抉择，虽然当时这个课题在国内几乎是空白，没有可参考的专业材料，也没有像样的实验室，凌永顺团队只能挤在简陋的旧仓库里做试验，自己动手设计仪器，但短短两三年就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让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拥有这种特殊干扰技术的国家。 等离子体隐身技术的核心，就是在导弹表面形成一层等离子体气悬体，这层气体会吸收电磁波，让雷达回波大幅衰减，这恰好印证了祝学军思路的技术可行性，不是凭空想象的天方夜谭。 再从导弹的飞行特性来看，东风-17后来采用的乘波体构型，其实和祝学军的隐身思路有着深度的技术契合。 乘波体构型是一种理想的高超声速气动设计方案，它的前缘能紧贴激波面，不仅能获得高升力、低阻力的优势，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雷达散射截面。 雷达散射截面是衡量目标雷达反射强度的关键指标，数值越小，越难被雷达发现，普通的圆锥形弹头导弹，雷达散射截面相对较大，而乘波体的扁平构型能让电磁波在表面形成滑走效应，减少反射回波。 后来东风-17的实际测试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其雷达散射截面远小于传统弹道导弹，再配合高超音速飞行特性，让反导系统很难对其进行跟踪锁定。 2017年东风-17的两次实弹发射中，导弹飞行1400千米后释放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在6万米高空进行高超音速滑翔机动，速度超过6马赫，最终精准命中靶场，落点距离目标只有几米，这样的精度和突防能力，离不开隐身设计与乘波体技术的结合，而这一切的源头，正是祝学军当年那个看似“天方夜谭”的思路。 从当时的国际技术环境来看，祝学军的思路也顺应了武器研发的发展趋势，上世纪50年代起，全球就有多个国家开始探索高超音速技术，美国更是投入巨资推进相关项目，比如X-51A巡航导弹、X-37B空天飞机等，这些项目都在尝试融合速度与隐身优势。 美国空军前首席科学家马克·路易斯后来曾说，21世纪的美国军事霸权，将不再体现为隐身技术，而是高超音速技术，前者是“敌人不知道你在哪里就无法阻止你”，后者是“即便发现你也追不上”。 而祝学军的思路，相当于把这两种优势提前结合了起来，既追求高超音速带来的快速打击能力，又通过隐身设计降低被发现的概率，这种“双重优势”的研发思路，比当时单纯追求速度或单纯强化抗干扰的思路要领先一个维度。 从后续的技术发展来看，祝学军的这个思路不仅解决了东风-17的干扰问题，还为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东风-17自2019年在国庆阅兵首次公开亮相后，成为了中国火箭军的核心装备之一，在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东风-17再次组成高超声速导弹方队接受检阅，足以证明其在国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而后续的鹰击-21等高超音速导弹，也延续了隐身与高超音速结合的设计思路，形成了系列化的装备体系。 这也印证了祝学军思路的长远价值，她当年提出的“让导弹在雷达里彻底消失”，不仅不是天方夜谭，反而引领了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方向。 如果当时团队局限于增设反电子系统的常规思路，可能就不会有后来东风-17的惊艳表现，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发展进程也可能会滞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