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大国的学者卢麒元，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他说，因为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他发声针对两个事：第一，近几日我们的法律中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第二，立法者本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政审。 卢麒元在发言里把话说得很直白，最可怕的渗透从来不是偷偷摸摸的情报窃取，而是借着“立规矩”的名义悄悄动手脚。这话听着有点惊世骇俗，但细琢磨就懂了他的担忧。他盯着的第一件事，就是最近咱们部分法律条文里出现的“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表述。 在他看来，这种看似接轨国际的条款，背后可能藏着给产业套枷锁的风险，毕竟很多所谓的国际标准，本质上是欧美发达国家说了算，未必符合咱们的发展实际。 就说光伏产业吧，咱们的企业曾经凭着技术和成本优势，在全球市场里硬生生闯出头，结果欧盟一套“环保国际标准”砸下来，直接筑起高墙，让咱们明明赢了技术，却在规则面前栽了跟头。 还有从1G到3G的通信时代，咱们一直跟着西方的标准走，辛辛苦苦搞制造，到头来还要给人家交巨额专利费，相当于替别人打工。直到5G时代，华为、中兴拿下了全球超四成的标准必要专利，特高压输电也成了中国定义的世界标准，咱们才终于从“交钱的”变成“收钱的”。 这就是规则的力量，一句看似不起眼的标准表述，可能就会在环保、用地、技术参数这些关键环节，给本土企业设下隐形门槛，反而给外资开了方便之门。卢麒元怕的就是这个，怕咱们在追求“接轨”的过程中，不小心把规则制定的主动权给让了出去。 他主张的“每次参与都要政审”，和咱们印象里一劳永逸的一次性政审完全不是一回事，而是动态的、覆盖本人及亲属的严格审查，尤其是要排查是否有境外永久居留权、重大境外资产，或者违法记录这些情况。 为啥要这么较真？因为人心和环境都是会变的，以前政审合格的人，谁也保证不了几年后会不会接受境外的课题资助，会不会把配偶孩子移民到国外。 历史上这种教训可不少见，最典型的就是秦国时期的郑国。这位来自韩国的水利专家，借着给秦国修水渠的名义，直接参与了当时《田律》《工律》里关于水利预算、工期、人力征发的条文起草。 还有明朝海禁的时候，一些管理官员借着制定规则的权力，搞起了“特批出海”的猫腻。把重要物资说成是防备倭患的急需品带出去卖给倭寇，回来就谎报遭遇海盗沉没，然后再向朝廷申报倭患严重索要经费，把国库的银子都装进自己口袋。 等退休或者被弹劾了，干脆直接跑到海盗岛里合伙谋利，用之前制定的规则漏洞继续捞好处。这些例子都说明，规则制定者一旦有了利益牵绊，受损的最终是国家和老百姓。 可能有人会觉得，要求立法者及亲属都不能有国外背景，是不是太严苛了？其实卢麒元想说的根本不是“一刀切”地排斥所有有海外经历的人，而是要搞清楚这些背景里有没有利益输送的风险。 美国的国防、情报类立法，要求议员必须提交亲属的海外资产报告；欧盟2024年出台的《立法者伦理法案》也明确规定，议员要是收受了境外资金，或者亲属在境外有重大投资，就得回避相关领域的立法。 卢麒元的这番发声，之所以能引发这么大的共鸣，核心是因为他戳中了大家对“规则公平”和“国家安全”的深层关切。现在咱们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越来越重，能不能把规则制定权握在自己手里，直接关系到产业安全和国家主权。 当然，也有人担心这样的审查会不会变成排除异见的工具。但其实关键不在于“审不审”，而在于“怎么审”。建立一个透明、可操作的审查机制，平衡好专业性和公共利益的关系，既保证参与立法的人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又能防止特殊利益集团的渗透，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既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也得筑牢内部的防线，让制定规则的人足够纯粹、足够忠诚。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咱们的发展之路走得更稳、更长远，真正守护好这片土地上每个人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