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从1979年开始日本对中国援助，几乎伴随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历程。 但这段持续39年的合作，至今仍有人说不清是“援助”还是“交易”。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里，中国宣布放弃战争赔款，日本则在1978年和平友好条约里写下愿意提供援助的条款。 当时日本刚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急着找市场，中国正缺资金技术，双方算是各取所需。 最实在的要数宝钢。 1981年引进日本新日铁的干熄焦技术，吨焦能耗一下降了40公斤标准煤。 到2000年，宝钢产能从300万吨涨到2000万吨，带动全国钢铁业能效提了三成多。 武汉长江二桥也是靠这笔钱建的。 1995年通车时，用的是日本大林组设计的斜拉桥技术，主跨超过400米。 通车后两岸通行效率翻了五倍，汉口和武昌的经济带才算真正连起来。 不光是工业基建，环保领域也有合作。 1996年太湖治理，日本给了82亿日元无偿援助，引进的三菱化学污水处理技术，让COD去除率从30%提到85%，太湖水慢慢清了些。 2008年援助停了。 那会儿中国GDP过了30万亿，人均2500美元，超了日本ODA受援国标准。 日本转头帮东南亚，中国开始搞一带一路，以前的“援助”变成了平等合作。 这种变化挺有意思，就像两个伙伴一起走了段路，后来各自有了新方向。 宝钢那套干熄焦设备现在还在炼钢，武汉长江二桥每天车来车往。 这些具体的东西，比空谈合作更实在。 它们留下的不只是建筑和技术，更是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本事的思路，这可能就是这段特殊合作最该被记住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