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没懂为什么总是改朝换代，古人为什么不长教训！原来历史已经一遍一遍证明，不是没人吸取教训，而是“系统”和“人性”，根本不允许。 皇帝要维持绝对权力，就必须压制一切可能分权的势力，包括地方豪强、功臣旧将、外戚勋贵。 为了防止这些人尾大不掉，新皇帝往往在上台初期大杀功臣、削弱地方、强化中央集权。 这在短期内确实能带来强有力的控制，也往往伴随开明政策和相对清明的局面。 可长远看，这却埋下了隐患：当所有权力都集中到皇帝一人手里，决策就高度依赖皇帝的个人能力，一旦遇到平庸或昏庸的继承人，整个系统立刻失灵。 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监督真空，皇帝身边的官僚体系很快就会发现，讨好皇帝比为民做事更划算，于是阿谀奉承、结党营私迅速蔓延。 官僚体系的自我膨胀几乎不可阻挡，古代中国靠科举选拔官员，本意是打破门阀垄断，给寒门子弟上升通道。 但科举一旦成为最主要的正途，读书人就把做官当成终极目标，而做官的核心逻辑又变成了升迁和谋利。 在没有外部有效制约的情况下，官员的理性选择就是向上寻租、向下盘剥，皇帝再英明，也不可能亲自管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每件事，只能依赖官僚层层执行。 政策到下面，往往被层层加码或截留，名义上的轻徭薄赋，到百姓头上就成了重税盘剥。 官僚集团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还会主动推动土地兼并、优免政策，把税收负担转嫁给无权无势的普通农民，等到社会底层活不下去，起义爆发，朝廷再想改革，已经积重难返。 中央集权体制放大了矛盾的破坏力，中国不像欧洲中世纪那样权力高度分散，但中世纪西欧农民多为束缚于土地的农奴，并无自由寻找不同领主讨生活的权利，也很难形成全国性反抗。 中国是郡县制，权力直达最底层，农民一旦被压榨到极限，矛头直接指向皇帝，没有中间缓冲地带。 “皇帝轮流做”成了底层唯一的翻身现象，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规模特别大、频率特别高，而其他文明很少见类似现象。 人性在不受约束的权力面前，总是朝着自私的方向滑动，初期创业的皇帝往往还能克制，因为他们亲眼见过前朝覆灭，知道民心向背。 但传到二三代之后，生长在深宫的继承人从小就被捧着，很难理解民间疾苦，他们更在意宫廷享受、宗室特权、个人权威。 统治集团逐渐从最初的“共容利益”蜕变为“狭隘利益”，不再愿意与社会其他阶层分享成果。 利益分配一旦固化，改革就变成动自己蛋糕的事，谁都不愿先让步，等到危机彻底爆发，只有用暴力推倒重来，才能暂时清零矛盾。 改朝换代不是古人不长记性，而是制度和人性的双重牢笼，让他们根本走不出去，新王朝上台时，往往带着前朝灭亡的深刻教训，满腔热情要搞好，可没过几代，同样的逻辑又开始运转，历史不是不教人，而是教了也没用，因为根子上的问题改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