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舒兰，42岁男子体检后，医生建议做个心脏支架手术，术后男子各项身体指标均恢复了正常。半年后，医院反复给男子打电话，声称多做一个支架可以多活10年，男子这一次植入6个心脏支架后，不仅没能多活10年，反而在术后半小时心脏骤停。好好的人突然没了，男子家属要求医院赔偿，医疗事故鉴定显示，男子和医院各有一半责任，医院也愿意赔偿50万，男子家属不服，要求医院增加赔偿。 67岁的徐女士坐想不通，原本幸福美满的一家，如今只剩她和儿媳、孙子相依为命，而这一切的变故，都源于一场本不该做的心脏支架手术。 儿子陈先生今年42岁，是当地国企的职工，媳妇是老师，女儿也乖巧懂事，一家人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2024年11月，陈先生体检后，医生建议做心脏支架手术。 后来听说某医院外聘了沈阳某知名医院的李专家，一家人觉得靠谱，就去医院做了手术。 手术很顺利，植入了1个支架后，陈先生的血压降了下来，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家里人都松了口气。 可谁也没想到，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医院的电话就找上门了。 2025年4月1日，陈先生接到医院的电话，说那位李医生要来医院，问他要不要再做几个支架，还声称多做一个支架多活10年。 陈先生当时工作忙，身体也没任何不舒服，就婉拒了。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只是开始，接下来的三个多月里，医院同一个电话号码先后7次给陈先生打电话。 而且，每次都说李医生要来，需要攒够十来个患者才肯动身，想让陈先生去做手术。 架不住医院反复劝说，7月21日，陈先生终究还是答应了。 2025年7月26日，陈先生来到医院，下午5点多进入手术室，直到一个小时后，手术才结束，陈先生被推了出来。 陈先生告诉妻子，医生一次性给他放了五六个支架，而且做手术的根本不是之前说的李医生，而是医院的本地医生。 没过多久，意外就发生了。陈先生突然瞪大眼睛，嘴里吐白沫。 医生诊断后，认定是心脏骤停，立刻展开抢救，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但陈先生还是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这一躺，陈先生就再也没能醒过来。8天后，也就是8月3日，他因病情危重，抢救无效去世了。 好好的人说没就没，徐女士和家人根本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在他们看来，儿子就是被医院夺去了生命。 事后，家属和医院共同委托了鉴定机构进行医疗事故鉴定。 鉴定报告显示，陈先生术后因心脏介入术后多发心肌间质小血管栓塞导致心肌损伤，最终引发心律失常、心力衰竭死亡。 鉴定机构认为，医方没有对陈先生进行高风险评估，适应症选择欠准确，存在医疗过错，但由于陈先生本身疾病严重，双方责任对等，建议参与度为对等原因。 徐女士对此无法认同，尸检时从儿子心脏里取出了七个支架，肯定是一次植入太多才出的事，而且当初说好的李医生也没来。 卫生调解委员会介入调解，提出医院承担55%的责任，赔偿大约50万元。 可徐女士坚决不接受，老伴十年前就走了，我就这一个儿子也没了，我的养老怎么办？精神损失谁来赔？ 她觉得医院应该承担更多责任，赔偿金额也远远不够。 目前，双方对赔偿事项还没达成一致。徐女士想走法律程序，但她快70岁了，身体也不好，儿媳要上班还要照顾孩子，实在没有精力去诉讼。 对于三个月打电话7次的事，医院给出的解释是，他们这是术后正常回访，是负责任的表现。 鉴定结果显示，医院诊疗行为违反诊疗规范，赔偿是必然的。 《民法典》第1218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医院在患者无明确手术指征的情况下，一次性植入6枚支架，远超国际通行的平均1.5枚的合理范围，属于典型的过度医疗。 其次，鉴定机构已确认“医方没有进行PCI高风险评估”，而陈先生作为首次支架术后8个月的患者，病情复杂且属于高风险人群，未评估即手术直接增加了术后栓塞风险。 医疗机构违反诊疗规范的行为直接构成医疗过错，理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规定：医疗事故赔偿，应当考虑下列因素，确定具体赔偿数额：（一）医疗事故等级；（二）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三）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 损害赔偿需综合考量损害后果，徐女士作为67岁独居老人，唯一儿子去世导致其养老无着，儿媳需独自抚养未成年女儿，家属主张的“养老费用”“精神损害赔偿”均属于法定赔偿范围。 现有50万元赔偿未充分涵盖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核心项目，因此，徐女士要求增加赔偿符合法律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