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鲁迅瞒着妻子朱安，和自己的女学生许广平在上海同居。不久许广平怀孕了，然而她却疯狂地捶打着肚子，鲁迅也不拦她。最后是周老太出面阻止：“留着吧，好歹周家有个后。” 上海的弄堂安静下来时，屋子里灯还亮着。鲁迅伏在书桌前写字，窗外电车叮当驶过，他的笔却一刻也不停。门被轻轻推开，许广平端着一杯热茶走进来，将杯子放在案边，轻声劝他歇一歇。鲁迅抬头看她，眼神里有疲惫，也有安稳，这样的夜晚，他们已一起度过了许多个。 很难想象，这个如今守在鲁迅身边的女子，出身广州富裕人家，从小被安排了一桩几乎无法逃脱的婚约。她刚出生第三天，就被许配给乡下马家，那个家庭仗势欺人，父亲日后也为此懊悔。 等到她懂事，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写信告官，求助亲友，最后由兄长出面，交出大笔礼金才算退亲。那一刻，她明白，如果不自己掌舵，一生只会被别人安排。 为彻底摆脱命运，她收拾行李北上求学。临行前，囊中羞涩的她在父亲遗物里翻出一幅唐伯虎真迹，咬牙典当，换来的二百大洋支撑她去天津、北京读书。后来，她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正式进入新式教育的课堂。 也是在这里，她第一次走进鲁迅的课堂。讲台上的他，穿着缝了补丁的长衫，和那些衣着体面、按部就班的老师截然不同。 说起古典小说，他能从线装书讲到现实社会，既讽刺又幽默，让台下的女学生们听得心潮翻涌。许广平坐在后排，看着这个人，说不清是被学问打动，还是被那种锋利而温和的气质吸引。 不久，她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给鲁迅。没想到，很快收到了回信。来来往往的书信里，是对婚姻、社会、教育的讨论，也是两颗心慢慢靠近的过程。《两地书》后来收录的一百六十多封信，正是这段感情发芽与生长的见证。 再后来，两人不再满足于纸上的来往。鲁迅先南下厦门，再辗转广州，许广平跟着他，一起办学，一起生活。她从学生变成了同事，又变成了生活伴侣。只是现实比理念复杂得多。鲁迅已有一位按旧礼法娶来的妻子朱安，裹着小脚，几乎不识字，在他眼里更多是孝心的交代，而非感情的归宿。 等到两人落脚上海，在愚园路的小屋里开始稳定同居生活时，这段关系已很难用简单词语定义。某一天，许广平发现自己怀孕了。 刚开始，她有过短暂的喜悦，很快又被巨大的不安淹没。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孩子一旦出生，他们再也不可能躲在字里行间，而是要直接面对传统伦理和舆论的目光。 她一度在纠结和自责中失控，甚至狠心捶打自己的肚子，只为不让鲁迅“为难”。鲁迅看在眼里，却也说不出太多安抚的话。对他来说，这个孩子是迟来的希望，也是逼他正视一切的催命符。 真正扭转局面的，是从北京赶来的周老太太。这个一辈子守在旧礼法里的老人，一到上海就看出了端倪。当听说许广平怀孕，她只是叹了一句：“生下来吧，好歹周家有个后。”对她而言，有了孙子，许广平就不只是“学生”“同事”，而是周家的人。 在这样的态度下，许广平终于放下手里的狠劲，选择把这个孩子生下来。1929年，海婴在上海降生。鲁迅抱着这个唯一的儿子，表情里罕见地柔软，那间原本只有书和稿纸的小屋，多了一声声婴儿的啼哭。 远在北京的朱安，直到很久以后才从只言片语中拼出真相。她没有大吵，也没有离开周家，只是守着“周太太”的名分，和婆婆相依为命。在她眼里，男人在外另有女子并不罕见，只要自己不被赶出门，就还能说服自己“日子还过得下去”。 从这一刻起，三个人各自站在命运分给自己的一角。鲁迅把有限的温柔与陪伴给了许广平和海婴，却始终在经济上照拂朱安。 许广平心里明白自己在道德上的尴尬，尽可能对朱安保持尊重。鲁迅去世后，她主动承担起赡养义务，一封封寄往北京的汇款，是对另一个女人的歉疚，也是对那个时代局限的无声回应。 鲁迅晚年的日子，因为孩子的到来而有了不同的重量。他仍旧在文字里横眉冷对，却也会在夜里放下笔，抱着海婴认字，听许广平絮叨家常。上海小屋里，一边是仍在战斗的笔，一边是柴米油盐的生活，两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他生命最后几年少有人见的一面。 许广平从退掉童年的包办婚姻，到主动走近鲁迅，再到在复杂关系中努力照顾所有人，其实一直在试图给自己争取一种“有选择”的人生。朱安则在旧秩序里守住了她理解中的尊严。三个人没有谁完全赢，也没有谁彻底被判出局，更多是各自背着伤，慢慢把一生走完。 回头看，他们的故事既是私人情感的纠葛，也是时代裂缝的截面。新思想冲撞旧礼法，个体追求撞上家族与名分，他们做出的选择不一定完美，却真实地写在那个年代的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