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殡仪馆工人何亚胜正准备将一具女尸推进火化炉时，发现女尸的眼珠动了下，何亚胜吓了一大跳。 炉口的火光映着那张糊满泥污的脸，他攥着推尸车的手突然僵住刚才那瞬间，分明是眼珠在眼皮底下转了半圈。 何亚胜干这行十五年，见惯了生离死别。 师傅传给他的规矩里，“三查七对”刻在工作证背面，可从没教过怎么应对“尸体睁眼”。 他蹲下身，手指轻轻搭上那具“尸体”的颈动脉，冰凉的皮肤下，一丝微弱的跳动像电流窜过指尖。 “停炉！”他吼出声时，声音都在发颤。 救护车把人拉到附城医院时，院长正在开晨会。 听说殡仪馆送来个“活死人”，他抓起白大褂就往急诊室跑。 病床上的姑娘浑身是泥，溃烂的伤口爬满蛆虫，护士清创时忍不住别过头。 “不惜代价。”院长盯着心电监护仪上微弱的波形说，那时医院刚建成的ICU里，呼吸机还带着出厂时的塑料味。 三天后姑娘醒了，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没人听懂。 护士找来懂苗语的保洁阿姨，才拼凑出真相：她叫陈翠菊，贵州黔东南来的打工妹，被老乡骗光积蓄后在河边晕倒，暴雨把她冲进泥潭，被人发现时已经没了“动静”。 法医鉴定时，泥潭低温让她陷入假死，微弱的呼吸被泥层盖得严严实实。 陈翠菊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医护人员你五十我一百凑了八百块。 电子厂老板听说这事，特意给她留着工位。 本来想等身体好些就回去上班，但后来发现她总对着窗外的树画画，树枝在纸上歪歪扭扭，却透着股拼命往上长的劲。 浙江来的美术老师陈仲濂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事儿的。 他带着画板找到医院时，陈翠菊正用烧焦的火柴头在病历本背面画花。 “跟我学画吧。”陈仲濂把画笔递给她，顺手把她辍学的弟弟接回了家。 十年后，陈翠菊带着一幅《枯木喜逢春》回到东莞，画布上，泥潭里挣扎的枯枝抽出了嫩绿的芽。 现在那幅画挂在东莞卫生博物馆，旁边的说明牌写着“1995年7月27日，何亚胜在火化炉前的停顿，让一条生命重开新篇”。 每年清明，陈翠菊都会寄张明信片到殡仪馆，画里总有双眼睛，在晨光里亮晶晶的。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奇迹，不过是有人在该转身时多停留了一秒，在能放手时多撑了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