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南博前院长徐湖平被带走调查 《江南春》图“剧终”了吗？不，这才是全民追索国宝的“续集” 当博物馆账册上“剔除”的捐赠文物，二十余年后以近亿元估价现身拍卖行，公众才惊觉：原来我们共有的文化记忆，可以被如此轻易地贴上“赝品”标签，然后改头换面，悄然易主。 南京，一座宅邸前，不断有人驻足张望。这里是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的家。几天前，一则“剧终”的微博将这里变成打卡点。镜头扫过紧闭的大门、斑驳的墙瓦与静默的轿车，指向一个不胫而走的消息——这位年逾八旬的文博界资深人士，已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风暴的核心，是一幅名为《江南春》图的明代画卷。它曾是收藏巨擘庞莱臣的珍爱，1959年由其子孙无偿捐赠给国家，入藏南京博物院。然而在1997年，它连同另外四幅画作，被南博以“不够馆藏标准”为由，“调剂”给了江苏省文物总店，从此在馆藏账册上“消失”。 近三十年后，这幅画却以8800万元的天价估价，高调出现在北京嘉德春拍的预展现场。直到捐赠人的后人庞叔令女士震惊举报，它才在举槌前夕被紧急撤拍。 从国家收藏到私人拍卖，这幅国宝究竟走过了怎样一条“奇幻漂流”之路？谁在为其编织“得于庞氏后人”的新衣？一条看似合规的流转链条，又为何处处是经不起推敲的裂痕？ 根据南京博物院向公众展示的“证据”，《江南春》图的流转路径似乎清晰：馆方鉴定为赝品 → 按规定调拨至文物商店 → 商店合法售出。然而，文物鉴定与法律专家指出，这环环相扣的每一步，都存在着惊人的制度漏洞与操作疑点。 首先，是“一鉴定终身”的权威性隐患。 该画在1961年和1964年经历了两次鉴定，被判定为“伪”或“假”。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李雪梅指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鉴定，受限于历史条件、学术认知和鉴定技术，其结论并非‘终审判决’。” 关键在于，根据1986年启动的、由谢稚柳、启功等大师领衔的全国书画巡回鉴定工程精神，对早期存疑藏品应进行复核。 然而，南博并未将《江南春》图提交这一最高级别的鉴定程序。“这就为后续所有‘基于赝品认定’的处置，埋下了程序合理性的根本性质疑。”李雪梅强调。 其次，是“调拨”程序的模糊地带。 即便认定为仿品，其处置也非儿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原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陈克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博物馆接收的捐赠物，无论真伪，首先都是‘藏品’，是研究资料，更是对捐赠者契约精神的承载。将其调拨出馆，需要极其审慎的集体决策和完备的记录，绝非一纸简单的‘不够馆藏标准’申请就能完成。” 记者获得的1997年4月15日的申请单显示，建议调拨的理由仅为寥寥数语。而最终在拨交单上签字的，正是时任院长徐湖平。 最后，是文物商店销售的“黑箱”与“改名术”。 南博提供的关键证据，是一张2001年江苏省文物总店开具的发票，显示以6800元售出了一幅《仿仇英山水卷》。然而，这带来了三大疑问： 1. 时间错位：大量证据表明，收藏家陆挺的“艺兰斋”早在1990年代就已拥有并宣传此画，早于发票日期。 2. 名称偷换：捐赠目录上清楚的《江南春》图，为何在销售时变成了指代宽泛的《仿仇英山水卷》？这模糊了标的物的唯一性。 3. 流转断点：从文物总店到私人藏家手中，这最关键的一步，交易对手是谁、过程如何，至今没有任何公开、可信的记录。 “程序正义的缺失，会让实体正义无处安放。”北京一位文物艺术品领域律师如是说，“当一条链子的每个环节都显得‘勉强’和‘经不起深究’时，公众有充分理由怀疑，是否有人在利用制度的缝隙，完成国宝的‘洗白’与‘转运’。” 自己人”的闭环：当监管者成为操盘手 事件更深层的震动，来自于疑似浮现的一条“内部人”利益链。这指向了文博系统内部可能存在的“监守自盗”高级模式。 根据南博退休职工郭礼典的举报及公开信息，一个令人不安的关联浮出水面： · 徐湖平：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同时兼任江苏省文物商店法定代表人。他签署了将文物调拨至该店的文件。 · 江苏省文物商店/总店：接收被调拨文物并进行销售的机构。 · 徐湘江：徐湖平之子，曾在上海经营文物拍卖公司，其关联公司被指可能经手过相关文物。 “这形成了一个潜在的‘闭环’。”一位不愿具名的省级博物馆前负责人分析道，“父亲在博物馆利用鉴定和处置权，将藏品‘定性’并‘放出’；放到其本人兼任法人的文物商店；商店再通过某种渠道‘消化’；最终，其子所在的拍卖市场可能成为变现或再次流转的终端之一。如果举报属实，这就是一套将公共藏品转化为私人利益的‘流水线’。” 南博文物失踪案 徐湖平 徐展藏品 南京博物馆馆长 南京春美术馆 南博江南春争议 江苏艺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