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底，由20多名武汉女大学生组成的南下工作队，在广西荔浦被土匪截杀，每名女生都是右侧太阳穴中弹。听闻此消息，毛主席震怒不已，痛批广西剿匪工作全国最差。 这些姑娘们平均年龄不过20岁，最大的队长陈书琴刚满22岁，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出发前还抱着刚出版的诗集，说要把文化带到南方的山村里。18岁的李桂兰来自黄陂农村，母亲送她时塞了双千层底布鞋，反复叮嘱“到了广西好好做事，给咱农民争口气”。还有学护理的王敏，背着沉甸甸的医药箱，里面装着她省吃俭用攒下的青霉素，计划为山区百姓免费治病。1950年春，新中国号召青年支援边疆建设，她们瞒着家人报名，坐着闷罐火车南下，车厢里贴满“建设新广西”的标语，每个人眼里都闪着理想的光。 谁也没想到，这片曾在抗日战争中多次击退日军的土地，此时正被匪患笼罩。广西解放前夕，李宗仁、白崇禧推行“一甲一兵一枪运动”，全省散落着40万支民枪，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地痞流氓，组成了一股股土匪武装。荔浦地处桂北山区，更是匪患重灾区，1950年2月后，当地土匪已发展到数千人，他们围攻乡公所、捕杀工作人员，甚至煽动不明群众参与暴乱。南下工作队的姑娘们对此并非毫无察觉，但她们抱着“革命不怕牺牲”的信念，依然坚持深入乡村，开展减租退押、宣传政策的工作。 7月28日清晨，工作队从荔浦县城出发，计划前往双江镇帮助组建农会。出发前，县大队曾提议派武装护送，但陈书琴婉拒了——当时县里兵力紧张，大部分战士都在偏远山区剿匪，她不想给地方添麻烦，只带了队员们自制的木棍防身。队伍走到马岭镇附近的山路时，埋伏在两侧山林的土匪突然发动袭击。枪声响起的瞬间，陈书琴立刻让大家隐蔽，自己则想冲出重围求援，却被土匪的子弹击中肩膀。 土匪们狞笑着围上来，将受伤的姑娘们强行捆绑。他们抢走了工作队携带的文件和物资，发现这些女学生不仅宣传革命思想，还帮农民清算地主剥削的账目，顿时恼羞成怒。王敏试图用医药箱反抗，被土匪一脚踹倒，医药箱摔在地上，青霉素瓶碎裂的声音刺痛了所有人的耳朵。没有求饶，没有屈服，姑娘们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直到土匪的枪口对准了她们的右侧太阳穴——这种统一的处决方式，足以见得土匪早有预谋，就是想通过残忍手段震慑革命力量。 消息传到武汉，姑娘们的家人悲痛欲绝。陈书琴的父亲拿着女儿留下的诗集，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出发前的笔记：“为了让南方的孩子能读书，我愿赴汤蹈火”。李桂兰的母亲每天坐在村口，望着南方的方向，手里攥着那只没来得及送出的布鞋，直到临终前还在念叨“兰兰怎么还不回家”。而远在北京的毛主席，得知20多名青年学子惨遭毒手，当场拍了桌子，在中南局的报告上批示：“广西剿匪不力，致青年牺牲，全国最差，必须限期整改！” 毛主席的震怒绝非偶然。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台湾国民党军计划在美军支持下进犯广东，中央急需从广西抽调兵力支援沿海防线。可广西军区虽有14万兵力，却因部署分散，将大量精力放在征粮上，导致8万多土匪肆虐，不仅拖住了两个主力军，更让百姓生灵涂炭。荔浦惨案成为导火索，促使中央下定决心彻底整顿广西剿匪工作。1950年11月起，毛主席连续发出多道指示，要求“清匪必须与反霸、减租结合，杀掉匪首惯匪，发动群众根绝匪祸”，并派叶剑英、陶铸前往广西主持工作。 陶铸代理省委书记后，立刻调整战略，将全省兵力集中起来，重点清剿荔浦、恭城等匪患严重区域。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减租退押运动，仅桂林地区就向贫苦农民分配稻谷近500万斤，让百姓看清土匪与地主勾结的真面目。荔浦县的民兵们自发组织起来，为部队带路、侦察匪情，不到三个月就配合解放军剿灭了当地最大的股匪。杀害女学生的匪首覃老三，在群众的举报下被抓获，经审判后依法枪决，为姑娘们报了血海深仇。 到1951年6月，广西剿匪任务胜利完成，共歼灭土匪近30万人，彻底根除了匪患。那些牺牲的女大学生，被安葬在荔浦烈士陵园，墓碑上刻着她们的名字，也刻着“青春献祖国”五个大字。多年后，当地百姓依然记得，正是这些姑娘们用生命唤醒了群众，推动了减租退押的开展，让山区的孩子有了读书的机会。 20多名女大学生，本该拥有灿烂的人生，却为了国家统一和人民幸福，将生命永远定格在桂北山区。她们的牺牲，不仅推动了广西剿匪工作的转折，更彰显了青年一代的家国担当。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正是无数这样的热血青年，用理想和生命铺就了新中国的道路。历史不会忘记她们的奉献，人民不会忘记她们的牺牲，她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