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看望自己的母亲，谁知94岁高龄的老母亲，望着多年未见的儿子，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1988年春天，黄旭华站在老家斑驳的木门前，手里拎着的旅行袋还沾着南海试验场的沙粒。 这位刚完成核潜艇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已经有三十年没踏进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院落。 当他轻轻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时，九十四岁的老母亲正坐在院里那棵老榕树下的藤椅上打盹。 阳光透过榕树的枝叶，在老人银白的头发上洒下细碎的光斑。黄旭华的脚步放得极轻，轻到怕惊扰了母亲这片刻的安宁，可旅行袋上的沙粒还是不小心滑落，落在青石板上发出细微的声响。老母亲缓缓睁开眼，浑浊的目光先是茫然地扫过院落，当落在黄旭华身上时，突然定住了。 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有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可最终只化作一阵急促的呼吸。黄旭华快步上前，半跪在藤椅旁，握住母亲枯瘦如柴的手——那双手曾无数次为他缝补衣裳、擦拭脸颊，如今却布满了老年斑，指关节僵硬得几乎无法弯曲。“妈，我回来了。”他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沙哑，三十年的思念与愧疚，在这一刻冲破了所有伪装。 老母亲盯着他的脸，眼神从茫然逐渐变得清晰，再到泛起泪光。她抬起另一只手，颤抖着抚上黄旭华的额头，又滑到他的脸颊，像是在确认眼前这个两鬓染霜的男人，就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背着行囊离家的少年。“你……你是阿华？”老人的声音微弱得像风中残烛，却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之前看到你寄来的杂志，才知道你在为国家做大事，妈不怪你。” 黄旭华用力点头，泪水再也忍不住滚落：“是我，妈，我对不起你。”这三十年，他不是不想回家，而是不能。1958年接到秘密任务那天起，他就成了“隐形人”——核潜艇工程是国家最高机密，不能告诉家人自己在哪里，不能透露自己在做什么，就连1961年父亲临终前，他都因为试验进入关键阶段没能赶回去奔丧，父亲到死都不知道三儿子在做什么。每次收到家人的来信，看着信中询问“你究竟在忙什么”的字句，他都只能把心酸咽进肚子，用“一切安好，勿念”草草回复。 试验场的日子有多苦？没有计算机，几万组数据全靠算盘和计算尺一遍遍核验，为了一个精准数值，团队能连熬好几天；没有现成图纸，就从外国杂志的模糊照片里“大海捞针”，边设计边施工。1988年这次极限深潜试验更是凶险，美国“长尾鲨”号曾在同类试验中艇毁人亡，129人无一生还。当时62岁的他坚持亲自下潜，“我不下潜，将士们怎么敢下？”潜艇不断向深海挺进，舱体传来“咔嗒咔嗒”的承压声，每一秒都惊心动魄。直到成功上浮，他在试验快报上写下“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笔尖的颤抖藏着三十年坚守的释放。 可面对母亲，这份“乐在其中”却显得格外沉重。老母亲慢慢收回手，从藤椅旁的小桌上拿起一个褪色的布包，颤抖着打开，里面是一沓沓泛黄的信纸，还有一张黄旭华年轻时的黑白照片。“这些年，我每年都给你写信，写了好多好多，可不知道寄到哪里去。”老人的声音带着哭腔，“1987年看到你寄来的《文汇月刊》，读到那篇讲核潜艇总设计师的文章，提到你爱人的名字，我就知道是你，召集子孙说一定要谅解你。” 黄旭华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每一封信都写满了母亲的思念与牵挂，有些信纸上还有泪痕。他突然想起，自己离家时，母亲也是这样塞给他一个布包，里面是煮好的鸡蛋和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三十年光阴，国家的核潜艇从无到有，从浅海到深海，成为震慑强敌的“水下移动长城”，中国也跻身世界核潜艇俱乐部第五位，可他对母亲的陪伴，却亏欠了整整三十年。 现在总有人说“家国难两全”，可真正能做到像黄旭华这样，把家国放在首位，甘愿用三十年隐姓埋名、用亲情缺席换来国家安宁的人，又有多少？我们总羡慕国家的强大，赞叹科技的进步，却很少想过，这份强大的背后，是多少像他这样的科研工作者，在荒岛上啃着窝窝头、算着算盘珠，把青春熬成白发，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命运。他们不是不懂得亲情可贵，而是深知“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黄旭华在老家待了三天，这三天里，他每天都陪着母亲说话，给她梳头、喂饭，像小时候母亲照顾他那样照顾母亲。可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试验场的紧急电报催他归队，他不得不再次告别。临走时，母亲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愿松开：“阿华，下次回来，早点说。”他重重点头，转身的那一刻，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他知道，自己欠母亲的这辈子都还不清，可他不后悔——当祖国需要有人“一滴一滴流血”，他愿做那个默默奉献的人，这份牺牲，值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