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延安最有资历的老革命，被尊为“延安五老”，能认出他们是谁吗？ 这五位老人，是中国革命史上的精神丰碑。在延安时期，他们以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格和坚定的信仰，成为无数革命者的榜样，更是全党的“精神灯塔”。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对他们的名字有些陌生，但他们的故事，藏着中国革命最纯粹的底色，值得每一代人反复品读。 “延安五老”不是官方封号，是根据地军民发自内心的尊称。他们分别是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这五位老人，年龄最小的50岁出头，最大的已近七旬，却始终和年轻战士们一起，吃粗粮、住窑洞、干农活，用行动诠释着“革命不分老少”的信念。 说到董必武，很多人只知道他是开国元勋，却不知道他是党内出了名的“法治先驱”。1937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成立，有人觉得“革命年代不用讲法律”，董必武当场反驳：“越是艰苦环境，越要守规矩！”他牵头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第一次明确“凡年满18岁的公民，不分阶级、性别、宗教信仰，都有选举权”。当时有个地主出身的教员担心自己没有选举权，董必武亲自找到他：“革命讲的是团结抗日，只要你拥护抗战，就有权利参与政权。”这件事在延安传为美谈，也让“法治”的种子在根据地生根发芽。 提起林伯渠，脑海里浮现的是“管家”的形象。延安时期，物资极度匮乏，部队缺粮、缺衣、缺药品，林伯渠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把“开源节流”做到了极致。他带头开荒种地，60岁的老人每天扛着锄头下地，手上磨出厚厚的茧子；他制定“廉洁公约”，规定干部“不准贪污一文钱，不准浪费一粒粮”。有一次，后勤部门给几位老同志特批了半斤猪肉，林伯渠坚决退回：“战士们在前线吃野菜，我们怎能搞特殊？”就是这样精打细算，他硬是让边区在封锁中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抗战胜利筑牢了后勤根基。 徐特立最让人敬佩的，是他“活到老、学到老”的劲头。51岁那年，他放弃优渥的教育工作，背着行李走进延安，成为抗大最年长的学员。有人劝他：“您都半截身子入土了，还折腾啥？”徐特立笑着回应：“革命需要知识，我要是不学习，怎么教年轻人？”他在抗大讲课，没有课本就自己编写，没有教具就用树枝在地上画图，课堂上经常冒出“接地气”的金句：“读书不是为了当官，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的学生里，有后来的开国将军，也有普通干部，大家都说：“徐老的课，听着解渴，照着管用。” 谢觉哉被根据地群众称为“谢青天”，他一生都在践行“司法为民”的理念。在中央苏区，他制定了《婚姻条例》，第一次明确“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习俗。有个农村妇女因为丈夫赌博家暴，想离婚却不敢，谢觉哉得知后，亲自督办案件，不仅判决离婚，还帮她争取到了土地。他在日记里写道：“司法不是吓唬人的工具，是保护老百姓的盾牌。”延安时期，他牵头建立了边区的司法体系，要求法官“下乡办案，就地解决”，避免老百姓跑冤枉路，这样的司法为民精神，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吴玉章是党内公认的“文化旗手”，他一辈子都在做“开民智”的工作。早年留学日本时，他就创办刊物宣传革命；延安时期，他牵头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提出“教育要为革命服务”的理念。当时很多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吴玉章亲自编写教材，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还组织“识字班”，让战士们在行军间隙也能学习。有个目不识丁的农民战士，跟着吴玉章学习半年后，不仅能读书看报，还能写家书，他激动地说：“吴老让我们这些庄稼汉，也有了‘文化底气’。” 这五位老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战功，却用一生的坚守，为中国革命撑起了精神脊梁。他们身上的廉洁、务实、好学、为民的品质，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的行动。现在，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不用再吃延安时期的苦，但他们的精神不能丢。 当下，很多人在追求物质享受时，容易迷失方向；有些干部在岗位上，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而“延安五老”用一生证明：真正的高尚，是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命运；真正的伟大，是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初心。他们的故事，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鲜活的教材，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做人的底线不能破，做事的良心不能丢。 铭记“延安五老”，不是要我们照搬过去的生活方式，而是要传承他们的精神内核——坚定的信仰、务实的作风、为民的情怀。当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想想他们在窑洞中的坚守；当我们面临诱惑时，想想他们“不搞特殊”的自律。这种精神，会成为我们前行路上的动力，让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走得更稳、更远。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