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谢育才夫妇被捕，在狱中生下一个儿子。为逃出去，夫妻二人将儿子遗弃，越窗逃跑。然而，特务头子并未将他们处决，反而将儿子抚养成人...... 太平洋战争还没爆发，南京刚刚摆脱被屠戮的噩梦，城市表面恢复了平静，但地下却刀光剑影。 谢育才是党组织派驻南京的地下交通员，他的妻子同样有交通任务，两人以普通商贩身份活动。就在这一年夏天，交通线被破，密码本被抄，几位同志失联，行动随即中止。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 不久后的一次接头行动中，夫妇二人被特务当场逮捕。没有公开审讯，没有法院流程，一纸密令直接把他们关进了宪兵队控制的特刑监。那是个活人进去、死人出来的地方。 可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并没有立即被处决。宪兵队上头的人很清楚这对夫妻的价值。他们要活口，要信息，要组织的骨干。于是，关押、威胁、轮番审讯。 就在狱中生活步入极限时，妻子发现自己怀孕了。大约是被捕前那个月的事。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却也不可抗拒。而这恰恰变成了一种“人质”，让对方迟迟没有动手。 狱中生子的过程艰难又沉默，没有热水、没有接生、没有麻药。只有一块破布、一个抖得发冷的身子和外面几名守卫的脚步声。 孩子是哭着出生的，但没有哭多久。谢育才夫妇知道，这孩子不能留下。他一旦跟着他们，只能死路一条。 守卫变松懈了。特务机关当时实行诱降政策，不轻易动手，而是想将落网人员“策反”后反用。他们观察到了这点，决定赌一把。 一个月后，趁着值夜班的警卫酒后打盹，两人用毛巾绑成绳索，翻窗而出，凭借记忆穿过后巷、伪装成押运材料的工人混出宪兵队的控制区，消失在雨夜的南京。 孩子没带。他们知道，如果带着孩子走，那是全家死；留下，也许还有一丝希望。 按逻辑，他们越狱后，孩子应当遭殃。但奇怪的是，并没有。 孩子被留在看守所，哭了几天，后来一个叫“梁处长”的特务头子下令：不许丢弃，也不许送孤儿院，由内勤一名老女勤杂工照看。 为什么？梁某并非心软，而是懂得“心理武器”怎么用。 孩子活着，是活把柄。一旦父母重被捕，就是突破口。或者，哪天党组织想换人，用这个孩子做筹码也未可知。他甚至命人给孩子取了名字，办了伪造出生证明，还安排其“领养手续”。 更重要的是，这个行为背后其实反映了当时敌对势力之间的微妙博弈。对方并不总是血腥到底，很多时候，他们精得像算盘，冷得像铁板。 从那个冬天起，孩子在一个与自己毫无血缘的环境中长大，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也不知道他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别人有更大的利用打算。 1949年后，谢育才夫妇以另一身份出现在新南京。从未主动透露过那段越狱经历。他们继续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工作，直到几十年后档案逐步解密。 1978年，一场因组织人事审查引起的历史档案复查中，才有人查到了当年的越狱记录、监狱登记的产婴记录，还有那个“梁处长”亲自批复的抚养申请。 再顺藤摸瓜，找到了那个孩子——已经三十七岁，一直在南京郊区一家厂里做普通职工。 相认的场景并没有电影里的煽情。孩子已经有了家庭，几十年生活习惯、情感羁绊早已定型。而那对父母，只是两位逐渐老去的陌生人。 这件事当时未被公开报道，但在党史内部整理中，作为“敌我斗争中极其罕见的人性与策略交错案例”，被完整记录下来。也成为理解抗战时期地下斗争复杂性的一个独特角度。 不是所有牺牲都轰轰烈烈，有时候，是含泪转身，是越窗而逃，是将命留给孩子、把痛咽回喉咙的冷静决断。 而这个孩子，就这样在两种敌对立场中生长，安静地长大，像一根无声的年轮，埋进了历史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