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名女警，叫王玉荣。1988年的郑州火车站，她往身上喷了最呛的香水，穿上紧身裙和高跟鞋，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最容易下手的猎物，然后就在广场上那么晃着。果然，三个壮汉围了过来，一把匕首顶住她后腰，二话不说就把她塞进了一辆出租车。 车门“砰”一声关上，那股劣质香水味混着车内浓重的烟油味，呛得她自己都想咳嗽。但她不能，她得是那个吓傻了的“时髦女郎”。刀子隔着薄薄的裙子，凉意透到皮肤上。左右各坐着一个男人，把她死死夹在中间。出租车发动，朝着火车站外那片黑黢黢的荒地开去。 那年月的郑州火车站，乱得跟一锅粥似的。广播里永远是人声混杂着哨子声，广场上躺着的、蹲着的、眼睛四处乱瞟的，谁知道哪个是赶路的，哪个是“吃道”的。抢劫、敲诈、拐带，尤其是落单的女性，简直成了某些人眼里的“肥羊”。报警的不少，可这伙人滑得像泥鳅，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取证难，抓现行更难。 王玉荣不是头一天当警察了，可这次任务，队里几个老伙计都捏把汗。太险。方案是她自己提的：“他们不是专挑独身女人下手吗？我当这个‘饵’。”领导拍板前，盯着她看了半天，最后只说了句：“玉荣，千万机灵点，感觉不对，立刻撤，保命第一。” 车越开越偏，路灯没了，只剩车灯照出坑洼的土路。后座右边的男人已经把手搭在了她大腿上，嘴里不干不净。王玉荣心里那根弦绷得快断了，但脑子里反复过的那些画面撑着，那些来报案的女人，哭得话都说不全，眼里全是恐惧和绝望。她指甲掐进手心，微微侧过脸，用余光瞄着窗外。她在等一个记号，一个只有她和队友知道的暗号。 远处，该出现一个废弃水塔的模糊影子了。 就在这时候，司机，也就是那三人里领头的，沙哑着嗓子开口了：“妹子，陪哥几个玩玩，钱少不了你的。要是敢喊……”他没说完，匕首用了用力。 王玉荣做出瑟瑟发抖的样子，声音发颤：“大哥……钱、钱我都给，别伤我……”她得拖延，得让他们觉得一切尽在掌控。这戏，得做足全套。 车子猛地颠了一下，水塔的影子从窗外掠过。就是现在！ 她突然“哎哟”一声，捂住肚子，整个人蜷缩起来。“大哥……我、我肚子疼得厉害……想吐……”她演得逼真，额头瞬间冒出的冷汗在昏暗光线下反着光。身边两个男人嫌恶地骂了一句，下意识往后缩了缩，按着她的手也松了点劲儿。 司机啐了一口：“事儿真多！忍忍！” “不行……真忍不住了，要、要弄车上了……”王玉荣带着哭腔，身体扭动。 趁着他们注意力被这突发状况分散的零点几秒，她那只没被压死的手，极其轻微而快速地在车门内侧某个位置叩击了三下。那是出发前就设置好的微型信号发射器。 “停车！让她下去解手！真他妈晦气！”司机不耐烦地吼道。 车还没停稳，远处漆黑的野地里，突然亮起了好几道雪亮的光柱，像几把利剑，刺破黑暗，直直钉在这辆出租车上。引擎轰鸣声从不同方向骤然响起，由远及近，迅速合围。 “警察！不许动！” 车里三个男人瞬间懵了，司机反应最快，猛踩油门想冲出去，但车轮轧进一个早就布置好的简易路障，戛然停住。左右车门被猛地拉开，几个矫健的身影猛虎一样扑进来。反抗是徒劳的，咔咔几声，手铐锁死了手腕。 王玉荣被队友护着下了车，夜风一吹，她才感到后背冰凉一片，全是冷汗。腿有点软，高跟鞋踩在土里差点崴了脚。一个老同事把外套披在她身上，啥也没说，用力拍了拍她的肩。 这事儿后来成了传奇。但王玉荣自己很少提。有人夸她智勇双全，她笑笑；有人后怕说这太冒险，她也点点头。她心里清楚，那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炫技，那是被形势逼到墙角后，警察的责任心压过了本能的恐惧。那个年代，没那么多高科技手段，巡逻靠腿，盯梢靠眼，抓现行就得有人往前顶。她只是觉得，自己穿着警服，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用自己做“饵”，是因为她相信身后的战友，一定会准时收网。 这种战术在今天看来，或许会引发很多讨论：警察的个人安全风险是不是太高？有没有更稳妥的办法？但放在1988年郑州火车站那个具体环境里，这就是最直接、可能也是唯一能迅速打掉这个恶性犯罪团伙的办法。它带着一种原始的、硬碰硬的勇气，也折射出当时治安条件和警务资源的局限。王玉荣和她的同事们，是在用自身的血肉之躯，去填补那些空白。 如今火车站广场井然有序，摄像头覆盖每个角落。但我们不该忘记，这份秩序背后，曾有多少个像王玉荣一样的警察，在看不见的战线里，赌上过自己的安全。他们的故事，不只是惊险刺激的传奇，更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社会在进步中走过的路，以及为此付出过代价的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