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元年春天，左都御史孙国玺递了一道折子上去，说的是一件小事：菜市口有一颗人头，挂在木杆上整整十年了，风吹日晒，早就干瘪发黑，老百姓路过都绕着走，实在有碍观瞻，请皇上开恩，准许收殓。 汪景祺，字某，江南人，出身寒素而好学，以诗文名一时。其人一生的际遇，恰与清初文字狱的阴影纠缠在一起，最终以身首异处、曝首十年的惨烈方式，成为那个时代最具象征性的牺牲者之一。 汪景祺早年读书应举，未能在科名上得志，遂转而以诗文游走士林。他性情疏直，自负才名，议论时政时往往锋芒毕露。 康熙末年，士林中“清议”尚存余绪，文人借诗文影射政事并非罕见，汪景祺亦深受其风气影响。他的文章多用典故，言辞隐约，却常含讥刺现实之意。 在当时的文人圈中，这种写法被视为“有骨气”，但在皇权日益收紧的政治环境下，却暗藏杀机。 雍正即位后，整饬吏治，严控舆论，对文字尤为敏感。汪景祺在这一时期所作的诗文，被人检举其中有“影射先帝”“讥刺新政”之语。 尤为关键的是，他在某篇文字中用词不慎，被解读为对皇室不敬。 雍正朝的文字狱，多半并非单凭一句话定罪，而是将作者生平言行、交游背景一并罗织。汪景祺平日好议论，口无遮拦，加之并无显赫后台庇护，一旦入案，几无转圜余地。 案件上奏后，朝廷严加审讯。汪景祺自辩其文“本无他意”，只是诗文寄兴，但在既定的政治语境中，这样的辩解并不能成立。 雍正以“悖逆不道、妄议朝政”之名，将其判处极刑。按照当时的惯例，不仅处死本人，还要示众以儆效尤。 汪景祺被斩首，其首级悬挂于北京菜市口，成为警示天下文人的“实物告示”。 菜市口本是刑场重地，人来人往。汪景祺的人头最初尚能辨认形貌，久而久之，风吹日晒，皮肉干枯，颜色发黑，形状可怖。 十年之间，往来百姓无不侧目而过，士人更是心有戚戚焉。对普通人而言，那是一件令人不安的景象；对读书人来说，则是一种无声却持续的威慑：一言不慎，便可能落得如此下场。 雍正驾崩的消息传入京城时，正值寒意未尽的早春。宫中换了年号，城里却依旧是旧日的肃杀气象。 菜市口刑场外，那根立在路旁的木杆仍在，木杆顶端悬着一颗早已看不清眉眼的人头。 风一吹，绳索轻轻晃动，发出细微却令人心悸的声响。行人至此，无不低头快走，孩童被大人一把拽住，连看都不敢看一眼。 左都御史孙国玺并非第一次从此处经过。那一日，他乘轿入城，隔着轿帘看见那根木杆，心中忽然一沉。 他记得清楚，这颗人头挂上去的时候，自己还在外省任职，转眼竟已十年。十年风霜，昔日士人的面目早被岁月剥蚀，只剩下一团干枯发黑的轮廓，像一块被遗忘的旧物，却偏偏还要示众。 回到府中，孙国玺久久不能成寐。新君登基，百废待举，朝中人心浮动。他想起近日坊间的议论：百姓怨声不在刑罚之重，而在刑罚之后的冷酷无情。 一个人死了，还要让他的残首年年岁岁悬在那里，实在令人心寒。第二日入朝时，他终于下定决心，伏地上疏。 奏折写得极为克制。他只字未提“冤”字，也不谈旧案是非，只说菜市口悬首多年，“风吹日晒，形状可怖”，百姓往来，常有惊惧之状，“恐伤和气，有碍观瞻”。 他将此事描绘成一件关乎民心、关乎新朝气象的小事，语气恳切而低微。 乾隆初即大位，正值意欲示宽之时。内廷传出消息，说皇帝看完奏折，沉吟良久，并未追问旧案，只淡淡说了一句：“既然如此，便收殓了吧。” 这句话不重，却像一阵春风，悄然吹散了悬在菜市口十年的阴影。 不久后，刑部派人前往。木杆被放倒，绳索解开，那颗饱经风霜的人头被小心取下，装入木匣。围观的百姓远远站着，没人说话，只在那一刻，仿佛齐齐松了一口气。 几日之后，汪景祺的遗首终于入土为安，尘埃覆上，世事翻篇。对新朝而言，不过是一次无声的收拾；对无数见过那颗人头的人来说，却像是一个迟来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