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对行政官僚国家的具体体验：被包围和被窒息】对行政国家的窒息性体验：(1958年)2月28日下午，在中海颐年堂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邓小平在座.......我在外地的时候，我这个人就活了半个，一回到北京就成了死人......以前我对你讲过，解放以来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直到一九五五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我才快乐了。接着是私营工商业改造。但是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五七年上半年这两个半年中，我又没有快乐的日子了。我们现在解决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要消灭官像主义，消除资产除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关系。所有制问题解决后，要使社会主义在相互关系中取得胜利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这次解决了，以后还会再发生的。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见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已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服务的错误态度。[《毛泽东年谱》第三册， P305]1959年之后的突围心态："毛泽东1959年以后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心境，......使晚年毛泽东总觉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掉进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由此产生一种急迫的'突围'心路，他从1959年以后的许多决策和思路，似乎都可以比喻为冲破重围，寻求新途之举。如果说，从'防止和平演变'到'防修反修'，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属于冲破重围的思想武器的话，那么，在实践操作上，则是在经历中苏论战，反对'三风'(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文艺批判(两个批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期的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局部战役之后，最终发展到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突破重围，另辟新途的'总决战'。"[陈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