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地拉那的会谈室里，李先念指着桌上的报告沉下脸：“援助的尿素在农庄烂成泥，你们还要10万吨钢材？”对面的谢胡没抬头，笔还在新的援助清单上划拉。 这场六小时的谈话，后来被耿飚写进回忆录，纸页边缘还沾着当年的咖啡渍。 1964年耿飚刚到阿尔巴尼亚时，万人欢迎的鲜花还没谢。 可转年去南部农庄考察，就看见中国援助的5000吨尿素堆在露天，包装袋上“中国制造”的字样被雨水泡得发肿。 更让他心惊的是，1966年香港海关查获一批“阿尔巴尼亚产”棉布，拆开一看，原棉竟是中国援助的皮棉，转售利润翻了三倍。 这背后，是中苏分裂后特殊的战略选择。 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公开批判中国路线，1963年《论战》文章发表，中苏彻底撕破脸。 当时只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站出来说话，1961年公开反对苏联对中国的指责。 中国那句“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既是政治表态，也是对这份支持的回应1961到1969年，20多亿元援助砸下去，拖拉机厂、化肥厂建了20多个，专家去了3000多人次。 可1969年李先念带着耿飚的调查报告去谈判时，谢胡的算盘打得噼啪响。 中国刚经历经济困难，河南、山东的化肥还不够用，这边却要新增50辆坦克。 李先念忍不住问：“拿了这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把笔一放：“无产阶级国际义务，提归还就是背离革命。”那天的会谈纪要，最后几页全是涂改的墨团。 之后的九年像慢慢拉断的橡皮筋。 中国的援助清单一年比一年薄，1970年后重点从工厂转向农田技术，可阿尔巴尼亚的抱怨越来越响。 1976年霍查在党代会上拍桌子，说中国“背叛革命兄弟”。 直到1978年1月，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敲了桌子：“援助不能无底洞。”当月，驻阿使馆接到通知：所有合作项目停摆。 其实这种援助困局早有先例。 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156项工程，带着技术转移的务实；1970年代美国援南越的物资，40%成了黑市商品。 中阿这桩，特殊就特殊在明明是意识形态搭的桥，却想用经济填无底洞。 看到那些印着“中国制造”的尿素袋在雨里发霉，我觉得这种单向付出的援助，从一开始就失衡了。 多年后，耿飚回忆录里还夹着那张变质尿素的照片，包装袋上的字迹洇成一片蓝。 1969年会谈桌上没说完的话，最后用十年时间给出了答案：国家之间的援手，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输送。 平等互利这四个字，才是所有合作走得远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