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汝璈拒绝南渡，坚定留在北京，1966年，更是遭受到巨大磨难，小将们搜出了他在东京审判时穿的大法袍，准备焚烧，对此，梅汝璈厉声说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那件深蓝色丝质法袍静静躺在国家博物馆的展柜里，袖口磨出的毛边像一道凝固的伤痕。六十年前那个冬夜，六十岁的梅汝璈就是穿着它，从火盆前弹起，老花镜滑到鼻尖，白发在昏暗灯光下颤动。 东京审判法庭上，韦伯庭长想把中国法官排在第三顺位。梅汝璈当场脱下法袍放在桌上：“若论个人座次，我本不在意。可这法袍代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3500万亡魂在看着我们。”他把《日本投降书》拍在桌上时，指节因用力而发白。 法袍领口内侧藏着行小字：“汝璈谨藏，以志国耻”。 1946年定制时，梅汝璈特意让绣娘用金线绣的。 每天开庭前，他都要对着镜子整理领口，手指在那行字上摩挲三遍，像是在确认某种誓言。 1948年南京寓所，司法部长的委任状放在紫檀木桌上。 梅汝璈把法袍搭在椅背上，茶水顺着袍角滴在“中华民国”四个字上。 “学法不是为了当大官。”他把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稿锁进皮箱，第二天登上了北行的列车。 扫大街的那些年，梅汝璈总在清晨经过国家博物馆后门。 棉袄内袋缝着个布包，里面是从煤炉夹层取出的法袍残片。 有次胡同口的老王问他藏啥宝贝，他只是拍拍口袋：“是些不能忘的事。” 现在那件法袍的复制品在东京审判纪念馆展出。 去年我见到个日本学生对着展签发呆，上面印着梅汝璈当年说的话：“我不是来复仇的，是来维护正义的。”玻璃柜反射着两国年轻人的脸，像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法袍领口的金线已经褪色，但“以志国耻”四个字依然清晰。 梅汝璈当年藏袍的煤炉现在放在他家老宅，炉膛里还留着几块没烧尽的木炭，像那些永远不会熄灭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