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 ，一位老人为了证明自己是老红军，不顾危险在北京拦下一辆军官的车，眼看大家不相信，老人直接喊道：“我是三号花机关呀！”这句话让车上的人呆在原地。 肖成佳1916年出生在江西宁都一个偏僻山村，家庭条件艰苦，从小就帮父母放牛砍柴维持生计。1928年红军途经当地时，他被部队的纪律和宣传吸引，经常偷偷接近士兵听他们讲革命道理。1930年14岁那年，他正式加入红军，分配到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分队，担任宣传队长一职。他负责组织话剧表演和宣传活动，背着道具箱随部队转移，参与排练各种节目来鼓舞士气。在宣传队工作期间，他学习识字和文化知识，练习唱歌演戏，逐渐成为队伍中活跃分子。1933年调入红九军团七团担任青年干事，继续从事宣传任务。黄火青当时是他的上级，负责指导宣传内容和排练进度，肖成佳根据指示调整表演形式，确保节目贴合部队实际需求。他的工作涉及编写剧本和组织演出，常常在行军间隙搭建临时舞台，拉起横幅吸引士兵观看。这些经历让他在部队中积累了不少技能，也结识了许多战友。长征启动后，他跟随大部队出发，背负行李穿越复杂地形，参与沿途宣传工作。 在长征过程中，肖成佳经历了翻雪山过草地的艰苦考验，部队面临饥饿和寒冷，他分担有限的粮食供应，继续履行宣传职责。1936年西路军在甘肃古浪河边作战时，他加入战斗序列，负责分发传单和鼓动口号。战斗中敌军火力密集，他负伤倒地，伤口流血不止，被同志抬离战场。随后部队遭遇重创，他与其他伤员一起被俘，敌人押解他们行进，双手被绑缚关进监狱。牢房环境恶劣，他忍受审讯和劳役，身体虚弱但坚持不屈。父母得知消息后，变卖家产凑齐30块银元作为赎金，到监狱交涉赎人。狱方同意释放，他被父母接回江西老家，途中步行回家，伤势尚未痊愈。回到乡村后，他失去与部队的联系，按照当地习俗结婚生子，开始务农生活。每天扛锄头下田耕种，收割庄稼时捡拾散落穗子，过着贫困但稳定的日子。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到县城说明参加红军的历史，展示身上伤疤作为证据，但由于档案缺失，工作人员无法确认。他的努力未果，村里人开始议论他动机不纯，他只好把往事压在心底，继续种田维持生计。 一次偶然机会，他通过收音机听到黄火青的名字，这位老上级曾在宣传队指导过他，让他想起或许能通过这个人证明身份。黄火青当时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任职，肖成佳决定北上寻找。他省吃俭用攒钱买火车票，从江西出发前往北京。1979年春天，他63岁高龄，独自踏上旅途。到达北京后，他对城市环境陌生，只知道黄火青的工作单位，便步行到机关大院附近守候。每天从早到晚站在门口，观察进出车辆和人员，试图找到机会接近。他问过门卫和路人，但无人提供帮助。他坚持数日，不放弃任何可能。那天上午，一辆军车从大门驶出，他冲到路中拦住车辆。司机停车后呵斥他，周围人围拢劝阻，他坚持说明来意。车上军官不相信他的话，他急中生智喊出“三号花机关”。这句话源自当年红九军团的话剧《花机关》，他饰演3号主角，黄火青曾指导过排练。黄火青正好在车内，听到后下车辨认，让他唱剧中曲子确认身份。肖成佳唱出老调，节奏准确，黄火青认出旧部，安排记录情况并提供临时援助。 黄火青随后指示相关部门调查档案，工作人员翻阅旧文件，核对1930年入伍记录和西路军战斗细节。资料显示肖成佳参加长征，负伤失联后未归队。调查员走访相关单位，收集历史证词，整理报告上报。几周后，结果确认他的经历真实，补发红军证书和荣誉证明，同时恢复党籍。肖成佳领取证书后，返回江西老家，继续务农生活，没有对外宣扬此事。他的行动引发国家部门重视，开始清查战时失联红军档案。许多类似老兵通过核实获得身份认可，领取相应待遇。肖成佳的故事在地方流传，提醒人们重视历史遗留问题。他的坚持体现了普通人追求公正的韧性，在乡村环境中显得格外真实。日子继续，他保持低调作风，偶尔与邻居闲聊往事，但不夸大其词。1993年，他以77岁高龄去世，葬在当地乡村，墓碑刻录简单生平。他的经历成为后人研究红军历史的参考资料，反映出那个时代个体命运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