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服务志愿者实地辨读为杨为栋撰《叙功疏》的李化龙墓志铭。通讯员 李显强 摄
▲吕坤撰杨为栋去思文中用作比对的张佳胤案例。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 翻拍
被誉为中国古代“二十四儒”之一，明万历年间“三大贤”之一的吕坤，撰写的《知州杨公去思碑》，全文1600余字，其中有约500字描述的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前的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张佳胤宦历中的相关案例，与杨为栋并无直接关联。这是怎么回事呢？
衙门失盗反升官
“尚忆嘉靖辛亥（1551年）时，张少保居来令滑，高章、任敬之难，以公孟班李，实免仓卒应变，疾电迅雷。”张佳胤，字肖甫，号居来山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中进士，第二年即授知河南滑县。综合《明史·张佳胤传》记载，大盗高章等，伪装为锦衣卫，直闯滑县官署，劫持张佳胤索要金钱。张佳胤脸不变色，佯装书写文券借钱，签署的被借人全部是承担察盗职责的乡绅，不显山不露水地传递出遇险的信号，待他们齐到县衙后，立即擒获盗贼，从此闻名，立刻提拔升任户部主事，又调升礼部郎中，连升两级。
对该突发事件的处置，张佳胤巧施六计，步步为营，智擒强盗，虽可堪称教科书级的经典案例，但反思案件发生地在他本人官署，防范不严也算过失，严重者会被问“疏防”之罪，且并非大盗横行时，张佳胤以身作饵，设计捉拿，替民消灾。据《明会典》，“凡失盗降级。”“宣德二年（1427年）……于所辖地方，擒获强盗，即系应捕人员，不准升赏”。即使抓捕盗贼，也系分内之事，不得标功升赏。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更明确，“如事干城池衙门……住俸，戴罪”，衙门发生盗案，将停发相关官吏俸饷，戴罪限期破案。相比杨为栋处理杨思敬一案，张佳胤没有被上官追责就够幸运了，怎么反而升官了呢？
离间兵民视草菅
“万历壬午（1582年），杭州汛军刘廷用、高文英等怨行，前缚吴巡抚欲杀之，以救得免。遂夜拚市肆，杀人而夺之货，市门尽闭。”结合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陈学文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的《明代一次市民意识的新觉醒——万历十年杭州兵变和民变研究》等资料得知，万历十年壬午，浙江巡抚吴善言奉诏减少汛兵三分之一月饷且以半数新钱（在浙江以二抵旧钱一）支饷，导致购买力下降，兵士及家庭生活陷于困境。高文英、刘廷用带头结党噪变，先是二月底连续三天抗议，发展到趁夜抢掠。
“乡吏垣陈三谟等白监司，严夜警故事，杭城士以上役尽免，贫无赖者击柝，民苦之。”杭州府仁和县人陈三谟，时任吏科给事中，居然给浙江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出了个馊主意，让杭州城贫民轮流敲梆子巡夜警戒，士以上的却不用服此役。怨气冲冲的市民中，自然有的就出工不出力。
“三谟等又白监司，枷其惰失巡者数人。”陈三谟的歪点子，一条道走到黑，又建言抓几个失职的巡夜贫民，以儆效尤。
“豪民丁仕卿不平，谓监司曰：乡官高枕而驱贫民以卫之，又取其失期者刑之。如天道何？”有一个叫丁仕卿的，虽然无半点儿官职，但有财有势，愤而责问，“当官的夜夜高枕入梦，却役使我们平头百姓彻夜不眠巡卫，偶有失误还要被惩处。这是什么天道？”丁仕卿的路见不平一声吼，把杭州汛军之乱引向了民变，“遂破枷者而反焚刼三谟等家，杀掠甚于军，”破坏更惨。
“事闻廷议以张公徃（wǎng）。”兵乱叠加民变，朝廷震怒，时任兵部右侍郎的张佳胤，被钦点赴浙，以右佥都御史身份攻克时艰。
“公至，下令谓叛军曰：若等罪不赦，吾统全浙兵而来，汝安所逃死？哀汝无知且宽，汝能勦乱民而平之，吾不独赦，汝且有望外恩。”张佳胤得知兵乱与民变是各自为营后，立即想到了借刀杀人的高谋，忽悠刘廷用、高文英，平定民变不但可以抵罪，还能立功受奖。
“廷用等捕反，得百十余人而枭之，民变乃平。”刘廷用等立即调转枪头，捕杀了一百多人，酿成血案才平息民变。
而杨为栋呢？在杨思敬一案中，想到的始终只有不激化矛盾，保持社会安定，分清首恶与胁从，不滥杀无辜，不波及平民，且确实做到了李化龙《叙功疏》中“勿枉勿纵，安定为急”的要求，“授策出奇，坐制奸人之命”，取得了难以复制的奇效。与张佳胤处置民变案相比，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宠用乱将又立功
张佳胤兑现承诺，提拔重用刘、高，“公因冠带廷用、文英，礼恩日隆，又令董军事。”
不过，张佳胤这次看走了眼，“二人怙宠鱼肉诸军，诸军忿曰：始为乱者，汝也。乃今操事权苦我耶。”刘、高二人恃宠而骄，军营中又重起怨声载道，不满刘、高利用大家带头作乱，得到好处后不但忘记了同甘苦、共患难的诺言，反而欺压宰割一同闹事的“战友”。
“公因设匦（guǐ）令投之，得首恶九人以他事缚而诛之，乱军始宁。”好在张佳胤没有继续姑息养奸，得知刘、高的胡作非为后，设置意见箱，收集兵乱罪状，找借口把刘、高等先前兵乱骨干逮捕诛杀，又是九条性命。当然，也有可能是张佳胤不予示人的密谋，要想使人灭亡，故意先让其疯狂，把卸磨杀驴演得天衣无缝，避免落下失信于人的口实。
兵乱、民变两股势力全部平定，“上方乃褒功，升公兵部尚书，终少保。”皇帝下诏：吴善言被罢官，其余有关人员或降级调用。升张佳胤为兵部左侍郎，加封右都御史，再升兵部尚书，连升三级。
另据《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一、二、三等史料记载，刘廷用、马文英兵乱发生后，经巡按御史张文熙等多方劝谕，同时弹劾吴善言“抚驭乖方,自贻蹙辱”，答应兵士诉求，给五月粮，又预贷三月粮后，兵乱实际已经平息。此时张佳胤尚在赴浙途中。还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陈剩勇著的《浙江通史》明代卷等史籍，亦证明兵乱平息与张佳胤并无直接关联。
“半功”得全奖，可见张佳胤的官运，确实比杨为栋好得多。
感同身受比古今
吕坤之所以为杨为栋悲呼，文化服务志愿者们分析，至少有两个原因：
一是吕坤的家乡就在睢州附近的宁陵，都地处山东、河南交界一带。杨为栋的运筹帷幄，彻底避免了这一带极有可能再次发生如前述的王堂、师尚诏起事的剧烈社会动荡。吕坤作为受益者的代表，发自内心为杨为栋撰记立碑鸣不平，以示感恩戴德，在情理之中。
二是吕坤本人刚介峭直，忧国爱民之情浓溢，其最后一次上书万历帝的《忧危疏》，就提到“抄没法重，株连数多”的祸国殃民问题：“诬以多赃，则互连亲识。宅一封而鸡豚大半饿死，人一出则亲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严，兵番搜苦，少年妇女，亦令解衣。臣曾见之，掩目酸鼻。”而杨为栋化杨思敬一案“干戈为玉帛”，宽严相济的处理，与他治国理政的思想同出一脉。如此兵不血刃的奇功，居然被降职处理。联想自己一腔披肝沥胆的报国之志，竟被皇上无视，愤而归隐的境遇，自然就产生了与杨为栋惺惺相惜的同情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吕坤的《知州杨公去思碑》就在畅所欲言之中无所畏惧。先是1100余字围绕杨思敬一案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的叙事体，极其详尽地记录杨思敬案始末，看似平淡，实则以事见人，深入刻画出杨为栋长算远略的深邃城府，处变不惊的强大心理，当机立断的果敢决绝。接着又洋洋洒洒记述张佳胤先后在河南滑县、浙江杭州的两案，并非为褒奖张佳胤，实质借古“嘉靖”讽今“万历”，为杨为栋喊冤。（未完待续）
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