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毅今天早上发文说，检察官以恐吓罪起诉了馆长，恐吓罪成立的条件是受害人产生恐惧。本案的所谓受害人是赖桑，所以馆长要求赖桑出庭说明他究竟有没有产生恐惧。 邱毅表示，如果赖桑说他没有心生畏惧，那么不但恐吓罪不会成立，而且馆长还可以反告赖桑诬告。如果赖桑说他心生畏惧，那么赖桑在民众的心里将变成胆小鬼。 这篇文章戳破的何止是一个法律程序漏洞，分明是撕开了台湾司法被政治操弄的遮羞布。 事情的核心在于，新北地检署起诉馆长的"恐吓罪"，依据是《刑法》中"使他人心生畏惧"的要件，而这里的"他人"特指赖清德。 按照刑事诉讼逻辑，检方要证明恐吓成立，必须有受害人亲口陈述恐惧的证据——这不是书面证词能糊弄的，因为法官需要观察证人的神态、措辞，甚至当庭对质。 邱毅抓住的关键点就在这里：既然赖桑自称被吓到了，那就请本尊到庭，当着全台湾的面说清楚，你究竟有没有在听到"斩狗头"这种直播口嗨时，产生法律意义上的"恐惧"。 赖清德团队显然低估了刑事诉讼的严谨性。他们以为躲在"原告"身份后面就万事大吉，却忘了台湾《刑事诉讼法》第175条明确规定，法官认为必要时，可将自诉人（即原告）转为证人传唤。更关键的是第178条，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可以发传票，再拒不到就强制拘提。 这不是邱毅随口放炮，而是白纸黑字的法条——2017年"太阳花学运"时，绿营法官敢用"公民不服从"判黄国昌无罪，现在轮到统派人士，司法标准就该统一适用。如果赖清德真敢抗传，法官理论上可以派法警直接去他办公室带人，这种画面一旦发生，才是真正的政治地震。 赖清德此刻的身份是2026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若他出庭说"我害怕"，等于坐实了"被网红一句话吓破胆"的形象，想想看，一个声称要守护台湾的政治人物，连直播里的气话都承受不住，民众如何相信他能应对台海风浪？ 反之，若他硬着头皮说"没害怕"，检方的起诉就成了空中楼阁，馆长不仅无罪，还能依《刑法》171条反控诬告，要求赖清德赔偿名誉损失。这种情况下，绿营检方就陷入了两难：当初为了政治操弄仓促起诉，现在反而把自家候选人逼到了墙角。 邱毅的老辣在于，他太清楚绿营的司法双标。记得2011年他爆料蔡英文的18%优存案，对方立刻放弃权益；2014年"太阳花"攻占立法院，绿营法官敢用"抵抗权"判无罪，轮到他2004年冲法院就判14个月。 这种选择性执法的传统，让这次馆长案格外刺眼——2024年绿营支持者在直播喊"斩首蓝委"，检方装聋作哑；现在统派网红一句气话，立刻重兵围剿。 邱毅旧事重提，就是要撕开"司法中立"的伪装：当赖清德必须以证人身份站上法庭时，他的每一个回答，都会暴露这场起诉究竟是法律行动，还是政治追杀。 馆长的"斩狗头"发生在直播互动中，当时满屏弹幕都是类似调侃，这种网络语境下的过激言论，是否构成"足以使人畏惧"的恐吓？台湾高等法院2022年的判例显示，单纯的情绪性辱骂若未伴随具体威胁，通常不认定为恐吓。 赖清德若真出庭，法官大概率会追问："你当时是否认为自身安全受到现实威胁？"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么让起诉崩盘，要么让赖清德人设崩塌。邱毅太懂这种"二选一"的杀伤力——他当年揭发陈水扁弊案，用的就是让对手在"说谎"和"认罪"之间无路可走的套路。 现在的僵局在于，赖清德团队既不敢让他出庭，又不能公开拒绝。据台北司法界消息，检方内部已经在讨论是否追加证人，试图绕过赖清德直接举证，但《刑事诉讼法》第163条规定，被告有权对证人质证，绕过受害人直接定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就回到邱毅的核心逻辑：这场官司的胜负手不在馆长的言论，而在赖清德的胆量。他若敢出庭，司法闹剧就变成政治笑话；若不敢出庭，检方的起诉就涉嫌程序违法。无论哪种选择，受伤的都是绿营精心包装的"司法公正"形象。 这次邱毅替馆长发声，表面是打法律仗，实则是在舆论场复刻当年倒扁的戏码——用程序正义倒逼政治人物现形。当赖清德团队还在用"原告不出庭"的话术敷衍时，邱毅已经把战场拉到了全台湾的聚光灯下：不敢出庭的"受害人"，究竟是真害怕，还是在害怕真相？ 这场官司的走向，大概率会卡在传讯环节。按照台湾司法惯例，法官首次传唤证人通常会给面子，但若赖清德团队以"政务繁忙"为由拖延，邱毅阵营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80条申请拘提。一旦走到这一步，台北地院的法警是否敢对参选人动手，将成为观察台湾司法独立性的试金石。 而邱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绿营在"政治正确"和"法律程序"之间自相矛盾，最终暴露这场起诉的政治操弄本质。毕竟，真正的恐吓，从来不是直播间的气话，而是用司法机器碾碎言论自由的寒蝉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