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澳大利亚一位104岁的科学家，前往瑞士接受安乐死，当药物注射到他的体内后，他却突然开口说话，说出的话更是逗笑在场的所有人...... 这位特立独行的老人叫大卫·古道尔，是享誉全球的生态学专家。他选择在瑞士巴塞尔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整个过程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那打破沉重氛围的一句吐槽。 那天，在一间名为“生命周期”的屋子里，背景音乐选的是贝多芬激昂的《欢乐颂》，原本该是一场肃穆的送别。 当致命的化学制剂获准注入这具已经使用了104年的躯壳时，大家都静静等候着生命的自然落幕。 可预想中的“平静离场”却出了点小插曲，十几秒、二十秒、半分钟过去了，大卫·古道尔并没有如预期般平静闭上眼，反而突然眉头一皱，开口问道：“这过程到底还要拖多久？” 这一嗓子直接把屋里准备掏手绢抹眼泪的亲友和医生都整懵了，紧接着就是忍不住的动容与失笑。 原本沉重的送别现场，愣是因为这句吐槽，变成了一场带着点黑色幽默的特殊告别。 谁也没想到，都到了生命最后一刻，这位老人还在计较“过程效率”，与其说他是在赴死，倒不如说他是在给这场“生命收尾”的体验打差评，在他看来，死亡这么件事，执行起来竟然这么磨叽，简直是浪费最后一点时间。 其实了解大卫·古道尔的一生，就知道他为什么能走得这么坦然又“嚣张”。 作为顶尖的生态学大拿，他这一辈子可太“硬核”了，手里攥着三个博士学位，编纂的生态学著作摞起来能当砖头用。 哪怕活到了百岁高龄，他的大脑依旧清醒得像顶配的处理器，100岁那年，还能独自换乘好几种交通工具去大学搞研究，这份精力，连不少年轻人都自愧不如。 但岁月终究不饶人，大概从2018年往前推的那段时间开始，他明显感觉到，维持自己这具身体的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自己能创造的价值。 视力断崖式下降，再也没法盯着数据看，也不能开车去野外考察，这相当于断了他获取信息、开展研究的主要途径。 行动能力的衰退更是致命，有一次在家不小心摔倒，竟然在地板上趴了两天都没人发现。 这种完全丧失掌控权的感觉，对于一辈子都独立自主的大卫来说，比什么都难受，就像自己的“人生账本”上出现了巨额亏损。 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102岁那年，工作了一辈子的大学觉得他是“安全隐患”，要收回他的办公室。这种被社会边缘化、不被需要的感觉，比肉体上的疼痛更让他煎熬。 大卫心里的账算得明明白白：既然没法再高质量地创造价值，只是赖在世上消耗资源，那自己就成了“不良资产”，不如主动“剥离”。 可当时澳大利亚的法律不允许他主动选择结束生命，只有绝症晚期才能申请安乐死，规则死板得很。 没办法，他只能找一个能满足自己需求的地方，最终，瑞士成了他完成最后“生命交割”的地方，这趟跨越半个地球的旅程，对他来说就是一次精准的“止损”。 为了凑够路费，支持者们帮他搞了众筹，没想到资金很快就满了，甚至远超预期，这也能看出来，大家其实都在潜意识里认可这种“有尊严离场”的想法。 出发前，亲友们在法国为他办了一场聚会，没有半点悲情，反而像项目结项的庆功宴，大家围坐在一起，聊的都是他当年在加纳改良可可地、在美国讲学的高光时刻。 大卫自己也没把这趟旅程当诀别，还穿了件印着调侃衰老字样的卫衣，面对镜头时坦然得很，仿佛不是去结束生命，只是去隔壁超市买瓶酱油。 到了瑞士，面对繁琐的法律审核流程，他又忍不住犯了“效率焦虑”，医生反复确认他的心智，还要签一大堆文件，急得他直拍大腿催着“快进到正题”。 在他看来，这就像去银行销户，柜员却硬拉着填一堆没用的问卷，比死亡本身还让人抓狂。 最后一顿午餐，他点了爱吃的炸鱼薯条和芝士蛋糕，算是对人间烟火气的最后告别。 按照当地法律，开启输液阀门的最后一步必须由他自己完成，这是他对自己命运最后的掌控权。 哪怕药液开始流动，他的大脑还在习惯性地计算流速和药效，那句嫌弃“太慢”的抱怨，也恰恰证明，直到生命最后一秒，他还是那个严谨、挑剔、绝不凑合的科学家。 随着《欢乐颂》的旋律落下，大卫·古道尔完成了自己的“潇洒离场”。他没有把自己变成躺在病床上插满管子的“废弃设备”，而是选择在意识最清醒的时候，主动为自己的生命按下停止键。 这不仅仅是一位老人的离去，更引发了大家的思考：当生命质量跌破底线时，我们是否也能像大卫这样，坦然选择有尊严地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