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因爷爷的问题我差点被退兵，接兵干部拍了桌子：这兵我要了！ 我是1956年的老猴子，老家豫西南的一个贫苦农村，如今我已经早已退休在家。 每当孙子问我，“爷爷，你额头上那道疤是怎么来的？”我总是会笑着说：“那是爷爷年轻时留下的勋章。” 但这道疤背后的故事，以及我人生的转折点，我却很少跟人说过。 1974年冬天，天气冷的能把人耳朵冻掉，我经历了两次征兵体检，虽然都顺利通过了，但我心里还是一点底都没有。 原因也很简单，我爷爷存在“历史问题”，40年代，他曾在光头那边当过几天差。虽然刚解放后，他就过世了，但我还是很害怕会被翻旧账。 战战兢兢地捱到了出发那天，我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些，想着这次总算是稳了。 但没想到，就在这临门一脚时，我还会面临一道考验。 那天，我们刚到县中学操场，我就被单独叫到了一间办公室内。我低着头走了进去，屋里烟雾缭绕，几张长条桌后面坐着五六个人。 “周志华，你爷爷的事，你为什么不汇报？”说话的是我们县的人武部李部长，他阴沉着脸，脸抽动着，压着极大的火气。 “我……我……”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旁边坐着一个戴着眼镜的干事，正拿着我的档案，一脸严肃。 “周志华，你爷爷在伪政权当过保长？”眼镜干事问。 我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一般，“是……但我爷爷在刚解放后就过世了……我爹就是普通的社员……” 李部长一拍桌子，“成分问题可不是儿戏！军队是保家卫国的，容不得掺和半点沙子，你的这个情况，可不符合要求，去把衣服换了吧。” 我眼前一黑，脑子里“嗡”的一声。完了，自己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我怎么回去见爹娘期待的眼神。 就在我失魂落魄之时，坐在中间的一个中年军官开口了，“这位小同志平时的表现咋样？” 戴眼镜的干事在一旁接话，“资料上说的表现还不错，在生产队抢着干活，平时表现积极。队里有个老红军，孤身一人，小同志义务帮他挑了三年水，大队领导班子对他评价都很不错。” 他接过我的档案资料，仔细翻看着，又抬头看了看我。旁边的李部长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因为底下的新兵已经集合好了，就等着讲话后开拔呢。 看我站在那没动，李部长有些不高兴，就出言吩咐旁人过来扒我的军装。 突然，那位接兵干部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搪瓷茶缸都跳了起来。 他声如铜钟，“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你们看看这档案，这位小同志打小到大，表现都非常好！就因为一个死了二十几年的爷爷，就把这么好的一棵苗子掐死？那我们还讲什么实事求是？” 他喘着粗气，环视了一圈屋里的人，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 “小同志，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当兵？” 我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拼命点头，“想！首长，我做梦都想当兵！” 旁人想要再劝一劝，他却环视一圈，“我张振强当了快十八年兵了，带出来了几千个兵。这小伙子眼睛干净，腰杆直，是块当兵的料！这个兵，我要了！出了问题，我张振强负责！” 当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腿软得差点摔倒。我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被改变了。 后来，我才知道，张振强首长是团政治处的股长，他能将我收下，其实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到了新兵连后，我玩命一般的训练，就是想挣个好表现。自己能来当兵，是首长担保的，我不能给他丢脸抹黑。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我们部队是第一批接到命令的。卡车开到半路就过不去了，我们徒步往灾区跑。 到了唐山，眼前的一幕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满眼的废墟，到处是哭喊声，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血腥味。 当时没有重型机械，全靠手刨。第二天晚上，在一所倒塌的学校废墟上，我听见下面有微弱的敲击声。 我和班长疯了一样地挖，水泥板太重，抬不动，我们就用肩膀顶，用背扛。余震一会一次，旁边的残墙随时可能倒下来。 我钻进那个摇摇欲坠的缝隙里，把那个被压在课桌下的女孩拖出来的时候，一块水泥块砸下来，正砸在我额头上，当时血就糊了我的眼睛。 整整三天三夜，我们都没合眼，我们排从废墟里救出了三十多条人命。我的额头上留下了一道疤，胸前也多了一枚三等功的奖章。 1979年初，因为平时表现优异，又是骨干，我被提干为了排长。在排长任上，我又被推荐到军校学习了两年。 1996年，此时我已经40岁了，在部队服役了22年，卡在了副团职上难以晋升。考虑到家里的情况，我申请了转业。 回老家后，我进了市里的民政部门工作，一直干到了退休。 我一直想找到张振强首长，但就在我去军校深造那年，他就转业回了原籍，等我回部队的时候，已经再无他的消息，这也成了我一辈子的遗憾。 人这辈子，关键时候就那么几步。有人碰上了，有人错过了。我运气好，在最难的时候，碰上个敢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村娃拍桌子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