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8岁的徐悲鸿逝世，92岁的齐白石前来奔丧，只听扑通一声，老人直接跪

1956年，58岁的徐悲鸿逝世，92岁的齐白石前来奔丧，只听扑通一声，老人直接跪地，磕了三个响头。这吓坏了徐家人，赶紧阻拦，不料他痛哭道“我给他磕再多的头，都不为过”。   那时候齐白石已经满头白发，走路都摇摇晃晃的，得靠人扶着才能动。可一到徐悲鸿的灵前，他猛地推开身边扶着的人，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单薄的身子对着灵位重重磕了三个响头，每一下都磕得特别实在，在场的人看着都跟着揪紧了心。   徐家人吓得赶紧上前想把他扶起来，毕竟老人都九十岁了，这么折腾太伤身体。可齐白石一把推开他们，双手撑在地上哭得停不下来，浑浊的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哽咽着反复念叨，我给他磕再多的头，都不算多。   在场的人见了这情景，没有一个不感动的，没人觉得这举动不合时宜，都明白这几个头里，藏着齐白石一辈子都还不清的情分。   大家都知道，齐白石原名叫齐璜，生在湖南乡下一个穷苦人家。小时候为了混口饭吃，他跟着师傅学做木匠，刻花雕梁就是他的本事，手里的刨子、凿子握了几十年，就靠这门手艺勉强养活自己。   后来年纪大了些，他凭着对画画的痴迷，慢慢改成靠卖画过日子。他把在田里、山野里常见的虾蟹虫鱼、花草果蔬都画到宣纸上，笔墨里全是烟火气，画得特别鲜活逼真。可这种接地气的画风，在当时的北平画坛根本没人看得上。   那时候的北平画坛，全被一群穿长衫的文人把控着，他们只推崇守规矩的古法画作，对齐白石这种没受过正统训练、画风又野趣的作品特别看不起，动不动就嘲讽他的画是“野狐之禅”，还说这种沾着泥土味的东西，根本登不上大雅之堂。   那些年齐白石在北平过得特别难，就是个苦苦挣扎的“北漂”艺人。他的画挂在琉璃厂的铺子里，就像放在没人搭理的煤铺角落一样，常常摆好几天都没人多看一眼。   就算有人问价，给的钱也少得可怜，一个扇面只卖两圆银币，比当时普通画家的价格低一半，照样没什么人买。北平画坛的那些大佬，比如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周肇祥、北京美术学校校长余绍宋等人，对他的画更是冷嘲热讽，还公开批评他画画不守古法，简直荒谬至极。   甚至有人放话，说齐白石的画根本不入流，就是个匠人瞎画的。有一次他去一个官家的应酬场合，因为穿得朴素，身边又没有熟人为他周旋，一桌子的有钱人没一个愿意搭理他。那份难堪他记了一辈子，也更懂了人世间的冷暖。   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他只能一边琢磨着改进画画的技法，在画好的花卉上添上精细的草虫，让买画的人觉得值这个钱，一边靠刻印章补贴家用，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连温饱都快顾不上。   齐白石这一辈子，遇到过两个懂他的贵人，一个是陈师曾，另一个就是徐悲鸿。陈师曾曾经把他的画带到日本展出，这让他的作品第一次卖出了高价，还指点他完成了“衰年变法”，创出了独一份的“红花墨叶”画风。   可陈师曾年纪轻轻就去世了，齐白石又一次陷入了没人搭理、孤立无援的境地。就在他快要被画坛彻底排挤，画画的路子走不下去的时候，徐悲鸿向他伸出了手。   这份帮助不是简单的可怜，而是打心底里的尊重和扶持。那时候徐悲鸿是海归派艺术的代表人物，在画坛地位很高，可他偏偏看重齐白石的才华，不顾身边人的反对，非要请这位民间老艺人去大学里当老师。   当时学校里不少教国画的老师偏见特别深，还放话说要是齐白石从前门进学校，他们就从后门走。但徐悲鸿顶着这些压力，硬是把齐白石请进了课堂，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让他彻底摆脱了“画匠”的标签。   徐悲鸿对他的帮衬可不止这些。每次有画展，他都特意抬举齐白石。有一次他看到齐白石的画被挂在展厅角落，标价才八块大洋，连三流画家的画都比不上。   他当场就把这幅画挪到了展厅最中间，亲手把价格改成八十块大洋，还把自己作品的价格降到七十块，就是想让世人看到齐白石的价值。为了扩大齐白石的名气，他还说服中华书局出版《齐白石画册》，亲自整理画册内容，还写了序言。   序言里他极力称赞齐白石的画，说他的画能细致地描绘事物，完全是独创的风格，把那些人诟病的“野趣”，精准说成了艺术上的独到之处。   平时生活里，徐悲鸿也格外照顾齐白石，常常花三倍的价钱买他的画，暗地里帮衬他的家用。这份知遇之恩，让一辈子受够冷眼的齐白石心里特别暖和。   齐白石曾经真心实意地写下“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君也”，这句话把他对徐悲鸿的感激全说透了。在那个看重出身、讲究门派的年代，没人愿意正眼瞧一个木匠出身的民间画家。   只有徐悲鸿，不在乎他的出身背景，也不纠结他的画风合不合正统，只凭着作品本身的好坏，给了他最高的认可。   是徐悲鸿，把他从被画坛排挤的边缘，拉到了艺术殿堂的中央，让他的才华被所有人看见。也正是因为徐悲鸿，他才从一个卖画都难的匠人，变成了后世都敬仰的艺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