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地下党员汪戈被捕，中统正要用刑，李茂堂却推门进来，先对汪戈使了一个眼色，接着对特务说：人我来审。李茂堂是中统陕西调查室主任，地位不低。他对特务说出的话，还是很有份量的。 那天西安的秋阳晒得人皮肤发紧，中统陕西室的审讯室里飘着一股霉味。汪戈被绑在老虎凳上，手腕磨破了皮，血渗进麻绳里，疼得他额头上的汗珠子砸在地上。几个特务举着鞭子站在旁边，其中一个穿中山装的胖子正骂骂咧咧：“再不说，老子抽烂你的嘴！” 门“吱呀”一声开了。李茂堂夹着个黑皮包走进来，鼻梁上架着圆框眼镜，脸上没什么表情。他先瞥了眼汪戈，目光在对方被绑的手上停了半秒，然后朝汪戈轻轻眨了下左眼——那动作极快，像片落在水面的叶子，只有汪戈看懂了：别慌，有我。 “赵主任，人交给我。”李茂堂把皮包往桌上一放，指了指那个胖子，“这案子我亲自盯，不用你们插手。”赵主任是负责审讯的中统行动组长，平时和李茂堂不对付，可李茂堂是陈立夫的亲信，管着陕西中统的财政和人事，他不敢不听。他哼了一声，挥挥手让特务们出去，临走时还踢了汪戈的椅子一脚：“算你运气好，碰上李主任发善心。” 门刚关上，李茂堂就摘了眼镜，从皮包里掏出块手帕递给汪戈。他蹲下来，压低声音说：“我是自己人，你别说话，听我安排。”汪戈盯着他，眼睛里全是疑惑——他认识李茂堂，这个中统的大主任，去年还在公开场合演讲骂共产党，怎么会是自己人？ 李茂堂像是看出了他的心思，从口袋里摸出个烟盒，抽出一根烟点燃，吸了一口说：“我1926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后来被派去中统做卧底，代号‘密使’——这些事，组织上会慢慢告诉你。”他指了指审讯室的天花板，那里有个暗格，是专门用来藏情报的：“等下我提审，你就说自己是做小生意的，被误抓的，别提任何和组织有关的事。剩下的，我来处理。” 其实李茂堂早就想救汪戈了。他刚到陕西中统时，就听说汪戈是中共西安地下党的交通员，负责给陕北送药品和情报。上个月，他收到组织上的密信，说汪戈被中统盯上了，让他想办法营救。可他不能明着来——中统的特务们像狼一样盯着他，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不仅救不了人，还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所以今天，他故意选在特务要动刑的时候进去。他知道，中统的规矩是“重案要案由主任亲自审”，这样既能压过行动组，又能名正言顺地把汪戈留在自己手里。他坐在审讯桌前，翻了翻汪戈的档案，皱着眉头说：“就这点破事，也值得你们大动干戈？”他拿起笔，在档案上写了几个字，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放了吧，我担保他没问题。” 可事情没那么简单。赵主任虽然走了，但中统的情报科还有人盯着。第二天，李茂堂就收到消息，说情报科要查汪戈的背景。他赶紧让交通员给组织上送信，让汪戈的家人把他的“生意账本”拿过来——那账本是他提前让组织伪造的，上面写着汪戈在西安开杂货店，卖烟酒糖茶，和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 情报科的人来查的时候，李茂堂把账本往桌上一摊，笑着说：“你们看，这就是证据。要是他有问题，我能替他担保吗？”那些人翻了翻账本，没看出什么破绽，也就不再追究了。 可没过多久，李茂堂的身份还是暴露了。1949年，西安解放前夕，中统的特务们查到了他和共产党的联系，准备逮捕他。可他早有准备，带着家人和几个亲信去了延安，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你在中统潜伏了十几年，做了很多工作，不容易。” 李茂堂是陕西渭南人，1906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5岁就去西安城里当学徒，后来考上了西北军官学校，毕业后参加了北伐。1926年，他在武汉认识了董必武，董必武给他讲了共产党的主张，他觉得这才是救中国的路，于是加入了共产党。可没过多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共产党转入地下，他也因为身份暴露，被派去中统做卧底。 在中统的十几年里，李茂堂受了很多委屈。他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杀害，却只能装作没看见；他看着中统的特务们横行霸道，却只能忍气吞声。可他从来没放弃过——他相信，总有一天，共产党会取得胜利，他会把这些年受的苦都补回来。 1949年5月，西安解放。李茂堂担任了西安市公安局局长，负责清理中统的残余势力。他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可他从来没抱怨过。有人问他：“你后悔吗？”他摇摇头说：“我不后悔，因为我做的是对的事。” 1950年，李茂堂因病去世，年仅44岁。他临终前，对身边的人说：“我死后，把我埋在西安的烈士陵园里，我要看着共产党把中国建设得越来越好。” 现在，西安的烈士陵园里，李茂堂的墓碑上刻着“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李茂堂之墓”。每年清明，都有很多人来扫墓，有他的家人，有他的同事，还有那些被他救过的地下党同志。他们说，李茂堂不是什么“英雄”，他只是个“守着初心的人”——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更多人的幸福，这样的人，值得被永远记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