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寺始建于北齐，图为童子寺遗址。 刘 勇 摄

童子寺燃灯塔（资料图片）

北齐石刻五身像（作者供图）

复原后的北齐西山大佛（蒙山大佛） 石志强 摄

徐显秀墓壁画局部（作者供图）

晋阳，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名，最早见于春秋晚期的文献。太原这一名称虽然更早出现，但其指代的具体地域并不明确。直到公元前248年，即秦庄襄王二年设立太原郡，太原才明确成为行政区划名。晋阳城自春秋晚期建立以来，直至宋初被焚毁，在长达1500年的时间里，城址一直未变。

北朝后期的晋阳，历经东魏和北齐两个朝代，从公元534年东魏建立至577年北齐灭亡，共持续了43年。这一时期，晋阳不仅发展成为一座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都市，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对后来大唐帝国的兴起及其在中原地区的稳固统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文地理 独具优势

晋阳的重要性，源于其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环境。

明代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曾言,“（太原）府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诚古今必争之地。”这正是对太原地理环境的精准描述。太原（晋阳）位于山西的中心地带，横跨晋中盆地腹地，地理位置优越，东有太行山作为天然屏障，隔绝了华北平原；西南则以黄河为襟带，连接了陇西、关中与广袤的中原地区。从中原地区回望，晋阳四周层峦叠嶂，形成了天然的防御。晋阳城周围，石岭关、天门关、交山、阴地关、南关、马岭关、旧关、娘子关、白马关等众多关隘环绕，使其具备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优势，确立了其在中国北方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从人文环境来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融合一直是国家发展壮大的动力之一，也是走向繁荣富强的关键。在中国古代史上，以北纬38度线为界，形成了一条西南至东北穿越我国北方的农牧分界线。分界线以北，主要是游牧民族的草原部落文化；以南是传统的汉族聚居区，属于旱地农业文化。这种南北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古代中国北方长期的民族冲突与融合。这种冲突与融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原王朝的治乱兴替。晋阳位于这条分界线附近，当地居民深受游牧民族勇猛善战、骑射尚武精神的影响，形成了“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的民风。自古以来，提到勇侠之士，人们总会想到幽并地区。幽并的“并”指的就是并州。因此，晋阳的士兵以勇猛善战著称，南征北战，所向披靡。

晋阳的这些特征，在北朝晚期尤为显著。多种因素在此汇聚并生根发芽，最终使此时期的晋阳城发展成为一座能够影响当时中国政局的国际化大都市。

霸府别都 实为中心

当我们提及“权力中心”，很自然地会想到首都。首都的所在位置决定了权力的核心所在；首都的所在地，其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力量，无疑会随之集中。虽然东魏和北齐两个政权的首都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地区），但晋阳城却被先后赋予两个极为重要的名称，即“霸府”与“别都”。

“霸府”指的是大丞相府，在东魏时期，管理国家的大丞相府位于晋阳。这个冠以“霸”字的大丞相府，实际上说明了晋阳才是东魏真正的权力中心。到了北齐时期，首都依旧设在邺城，而晋阳则被称为“别都”。这个“别”字，与我们通常所说的“陪都”有着天壤之别。“别”意味着“另一个”。通过这两个概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东魏、北齐的权力中心实际上在晋阳。

北魏分裂后，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南朝三足鼎立，三国之中，北强南弱，东魏人口最多，实力最为强盛。这一时期的晋阳，是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军事重镇、霸府别都。

北魏永熙元年（532），高欢灭尔朱氏，平定并州，并在“晋阳四塞”的战略要地建立大丞相府并定居。永熙三年（534），高欢迫使孝静帝迁都至邺城，他则以晋阳为根据地遥控北魏朝政，从而确立了晋阳在东魏北齐时期政治和军事上的特殊地位。“神武留洛阳部分，事毕，还晋阳。自是军国政务，皆归相府。”

东魏武定七年（549），高澄在邺城遇刺身亡，高洋将高澄的遗体藏于房内，秘不发丧，假称高澄外出，以稳定人心。高洋因重兵皆在晋阳，急忙赶往晋阳。在晋阳召集文武百官，展现英武之姿，众人皆震惊而臣服。

文宣帝高洋登基之初，曾下诏：“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齐郡，霸业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贵不忘本……齐郡、渤海可并复一年，长乐复二年，太原复三年。”

北齐时期，改并州大行台为并州尚书省，并增设兵曹，武备抗衡天下，号称别都。由此可见，晋阳才是北齐真正的首都。北齐的宗室国戚、勋贵权臣大多长期居住在晋阳。高欢的原配、对北齐政治尤其是皇位继承问题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娄太后，也基本上居住在晋阳。

晋阳城内宫殿的壮丽程度甚至超过了邺都。北齐五帝中，除了文宣帝高洋在东魏禅让后在邺即位外，其余皇位传接仪式几乎都在晋阳完成。外国使节来朝，也是先到晋阳，商讨完军国大事后，才前往邺城履行正式手续。

城市建设 规模宏大

北朝时期，晋阳城建设达到空前规模。东魏、北齐两个政权在晋阳营建大丞相府、晋阳宫、大明宫，兴建十二院，晋阳宫陆续建有宣光殿、建始殿、嘉福殿、仁寿殿、德阳堂、宣德殿、圣寿殿、修文殿等，形成一个庞大的宫殿群。武成帝高湛 “诏子琮监造大明宫”。后主高纬“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所爱不恒，数毁而又复。夜则以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百工困穷，无时休息……穷极工巧，运石填泉，劳费亿计，人牛死者不可胜纪”。晋阳城空前壮丽。时人称其为“金城汤池，天府之国”。

晋祠在这一阶段也有大量的建设。据姚最《序行记》载：“高洋天保中，（在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塘，自洋以下，皆游集焉。”

文献中记载的晋阳城是如此宏伟壮丽，近些年的考古发现也佐证了这一点。

根据考古发现，北齐时期的晋阳城，东西4500米，南北2700米，周长约15千米，面积超过120万平方米。城中建有晋阳宫、大明宫，官署、寺院、市场、手工作坊以及民居等。同时，出土的众多精美石刻造像和高规格的建筑构件，也反映了晋阳城在北朝时期佛教艺术的繁荣。这包括了天龙山、蒙山、龙山上星罗棋布的寺院、规模庞大的摩崖造像，以及错落有致、雕刻精细的洞窟石刻等。

文化艺术 引领时代

在北朝时期，晋阳城以其独特的政治地位为城市的繁荣与文化的兴盛提供了沃土。在此环境下，不仅孕育了一个生活奢侈的贵族阶层，还催生了一个紧密依附于这些权贵的文化圈子。这个圈子崇尚华丽，他们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也逐渐影响了整个北齐社会的风气，使得崇尚华丽、追求精致的社会风气蔚然成风。

晋阳的文化面貌，就是北朝时期文化的代表。初露真容的晋阳古城遗址、历经沧桑的天龙山石窟和蒙山大佛遗存、娄叡墓壁画、徐显秀墓壁画和虞弘墓石棺等，无不令人惊艳，它们代表着当时最高的文化艺术水平和成就。

从20世纪50年代起至今，文物部门在太原地区陆续发掘清理的北齐大型墓葬已有19座之多，其中有太尉、武安王徐显秀墓，太尉、顺阳王厍狄迴洛墓，太尉、东安王娄叡墓，大将军、武功王韩祖念墓，安定王世子、骠骑大将军贺拔昌墓，大司马、安德王韩轨之父韩买奴墓，泾州刺史狄湛墓，青州刺史韩裔墓以及处士金胜村壁画墓等。以上墓主大多身份特殊，地位显赫，位列宰辅三公，是北齐政权的核心人物。太原地区除没有发现北齐皇室成员墓冢外，其余各级官员的墓葬均有出土。

这些墓葬发现中，以娄叡墓壁画、徐显秀墓壁画最为珍贵和精美，代表着目前发现北齐绘画的最高水平，明显高出邺城地区和青州地区的发现。其壁画更是填补了中国美术史北齐实物画作的空白。

国际交流 民族融合

自东汉后期起，太原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族的交往融合之地，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与东西方进行物质和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

东汉末年南匈奴内迁，大多数被安置在并州。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刘渊、羯族人石勒的政权都先后以太原为中心。北魏、东魏和北齐时期，太原作为北方的一个政治中心，更是吸引了大批的外来民族来到晋阳，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因素。

南北朝时期，围绕晋阳，有一个历史名词总是频繁出现——“并州之胡”。它与晋阳城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所谓“胡”，就是古人对汉族以外其他民族的泛称，既指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也指来自西域乃至中亚的粟特人等。

晋阳城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成为了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与南朝交战，其战书写道：“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鲜卑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设使丁零死，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减关中贼。” 从这篇文献可以看出，晋阳地区域外民族众多，甚至可以组成独立的军队。

出土的文物更是提供了具体的实物证据。比如，作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的虞弘墓，就是典型的外国人墓葬。

虞弘，中亚鱼国尉纥驎城人，北周任职“检校萨保府”，执掌入华外国人事务，隋开皇十二年（592）卒。其葬具为歇山殿堂式汉白玉棺椁，椁外壁描金彩绘浮雕图案47幅，展现中、西亚地区宴饮、狩猎、祭祀等民俗风情。陪葬品有汉白玉、砂石男女俑、石灯等80余件。虞弘墓保存完整、内涵丰富，是反映古代西域民族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对研究相关历史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丝绸之路和晋阳社会面貌具有重要价值。

因此，无论是历史记载还是出土文物，都证明了晋阳在北朝晚期是一个文化昌盛的国际化大都市。

北齐覆灭 警示后人

北齐政权于公元550年建立，至577年灭亡，国祚28年。

北齐建立之初，国力强盛，远非北周与南陈所及。然而短短的28年之后，为北周所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半个世纪之后，唐太宗李世民下令编撰“五朝史”，总撰官魏徵在《北齐帝纪》末尾增加了一篇总论，对北齐的兴亡作了总结分析，可谓中肯切要。

魏徵总结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齐自河清之后，逮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嫔嫱之选无已，征税尽，人力殚，物产无以给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所谓火既炽矣，更负薪以足之，数既穷矣，又为恶以促之，欲求大厦不燔，延期过历，不亦难乎！由此言之，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北齐统治阶级的荒淫无道和残忍好杀，是北齐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晚唐诗人李商隐所著的《北齐二首》中，我们得以窥见北齐皇室的荒唐。

其一

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着戎衣。

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其二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诗中所说的君王即为北齐后主高纬，而小怜即后文提到的冯淑妃。后主高纬上台后，封陆令萱为女侍中。陆令萱、和士开、高阿那肱等小人把持朝政，勾引亲党、贿赂公行、官爵滥施。一时之间，奴婢、太监、娼优等人都被封官晋爵。能够开府的官员达到1000多人，仪同官职更是难以计数。高纬的牛马狗鸡地位和大臣们一样，他的爱马封为赤彪仪同、逍遥郡君、凌霄郡君，斗鸡的爵号有开府斗鸡、郡君斗鸡等。

这样的北齐，覆灭只是时间问题。但覆灭的是王朝，晋阳城则在之后的岁月里，繁华依旧。

奠基盛唐 功不可没

隋末李渊、李世民兵起晋阳，建立大唐盛世，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在晋阳发生并非偶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伴随李氏一同进入关中的，不单是一支实力强劲的军事力量，更为关键的是北朝晋阳的诸多俊杰，例如祁县的王珪以及温大雅、温彦博、温大有三兄弟，文水的木材巨商、武则天之父武士彠等，皆投身其麾下。唐初的十多位名相中，与晋阳有着深厚渊源的就占据大半。

晋阳对于隋唐最大贡献在于：经过东魏、北齐近半个世纪的经营，其自身由一个军事重镇蜕变升级为一座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中心大城市，并形成了一个代表先进文化的人文环境，这在当时的中国处于领先地位。

这一点，很多历史学家和文化大家都有过论断。

史家黄永年曾指出：“东魏北齐之经济优越于西魏北周，以致文化上也远胜于西魏北周……杨隋、李唐两朝的先人，本均是西魏府兵上层领导人物，而取得政权之后，却不囿于宇文泰所建立的比较落后的制度而采用先进的北魏、北齐以及梁、陈两源的制度。这固不能否认此两朝开国者的明智，但更可说明先进的文化确有其强大的吸引力，非任何势力之能阻挠。”

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曾云：“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北）周。其中以魏、齐为主源。”

从出土文物的角度来讲，如徐显秀墓，其壁画展示了一种新的布局结构。这种讲求整体效果的大布局，改变了北朝壁画天上、人间和地下多层次画面相互独立的基本样式，使得魏晋以来墓葬壁画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直接影响了唐代墓葬壁画；又如娄叡墓精美的瓷器，造型典雅、色泽醇和，是北方青瓷的代表，其中一件黄绿二彩釉小盂被认为与“唐三彩”有直接的工艺技术渊源；晋阳的城市建设也影响了唐长安城的建设，长安大明宫的建设就受晋阳城大明宫的影响。

北朝时期的晋阳，以经济繁荣、文艺兴盛、开放包容的城市特质，为隋唐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讲座地点：太原市图书馆

主  讲  人：常一民

时　　间：2024年7月27日

常一民，九三学社社员，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文博研究馆员，中国考古学会三国两晋南北朝专委会委员，山西省文物局首届张颔领军人才，太原市考古名家工作室领衔人，参加隋虞弘墓、北齐徐显秀墓、晋阳古城遗址等重要发掘。发表《太原北齐徐显秀墓》《东周晋阳城规制蠡测》《太原市隋虞弘墓发掘报告》《先秦太原研究》《晋阳遗珍》等论文论著。太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