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我把下乡的女知青肚子搞大，她回城后，我以为这事就了了。 她走的那天，头也没回。我蹲在河沟边，把一块块鹅卵石砸进水里，砸得手生疼。村里风言风语传了阵子，说我毁了人家清白，爹抄起扁担撵了我二里地。后来我就成了闷葫芦，只知道下死力气干活。 一年后的秋夜，我已经相看了邻村的姑娘，下个月过门。大队部的门突然被拍响，支书喊我去。昏暗的煤油灯下，站着个裹着头巾的陌生女人，怀里抱着个包袱。她看见我，把包袱轻轻放在桌上，揭开一角——是个睡得正熟的婴儿，小脸皱巴巴的。 “娟子让我送来的。”女人声音压得很低，像怕惊扰什么，“你的种。她嫁不了你了，家里逼她嫁了别人。这孩子，她求你养大。”说完，她深深看我一眼，转身就扎进门外浓黑的夜里。 我僵在原地，耳朵里嗡嗡响。桌上那团小东西动了动，发出猫叫似的哭声。支书把烟杆磕得梆梆响：“孽债啊！你要不要？不要，天一亮我就送公社福利院去。” 我挪过去，手指碰到娃娃的脸，热乎乎的。他忽然攥住我的手指，攥得紧紧的。我喉咙一哽，脱了褂子把他裹好，抱起来就往家走。夜风很凉，他往我怀里缩了缩。 婚自然没结成。我抱着孩子去退亲，姑娘家骂我是“戴枷锁的驴”。爹娘唉声叹气，最后还是腾出个旧箩筐，垫上棉絮给他当窝。我就这么当上了爹，叫他“小山”。 小山五岁那年，村里通了电。晚上拉亮灯泡，他趴在我膝盖上问：“爸，我妈是啥样的？”我愣了半天，只说：“她……眼睛很亮。”其实她的样子，在我心里已经有点模糊了。 日子像河里的水，淌着淌着就平了。小山长大了，去省城读了书，在城里安了家。我老了，守着老屋。去年他接我去过年，车经过一片旧厂区，他忽然说：“爸，听说我妈后来就嫁到这附近。” 我“嗯”了一声，看向窗外。冬日的阳光照在锈蚀的管道上，明晃晃的。有个穿红棉袄的老太太，正慢悠悠地走过马路。车开过去了，我没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