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军的一名伙夫和大部队走散了，被解放军拦下。解放军看他年纪大，便发了2块银元让他回家，谁知这个伙夫，竟是国军军长！ 1948年的华北平原，安春山蹲在土坡后，把破军装的袖口又往里卷了卷，露出的手腕上，那块瑞士怀表的表壳早已磕出了坑，指针却还在固执地走着——这是他当年在抗日战场缴获的战利品，如今成了唯一能确定时间的物件。 三天前，他的部队在撤退中被打散。作为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他本该在指挥车里部署突围，可现在，他穿着从伙夫身上扒下来的油渍斑斑的衣服，怀里揣着半块干硬的窝头，活像个掉队的老兵。子弹在耳边呼啸而过时，他只来得及跟着一群溃散的士兵往玉米地钻，等枪声渐远，身边早已没了熟悉的面孔。 “站住！”一声喝问突然从前方传来。安春山心里一紧，下意识摸向腰间——枪早就丢了，只剩下个空枪套。他缓缓站起来，看见三个穿着解放军军服的战士，枪口没对着他，眼神里却带着警惕。 “你是哪个部队的？”领头的战士年纪不大，帽檐下的眼睛很亮。安春山低下头，声音故意压得沙哑：“我……我是伙夫，跟部队走散了。”他指了指自己衣服上的油渍，那是他特意从伙房门口蹭来的，为的就是这一刻能蒙混过关。 战士们打量着他：头发花白（其实是染的），脸上沾着泥，手上还有常年握锅铲磨出的茧子（那是他年轻时在老家学做饭留下的），确实像个饱经风霜的伙夫。“多大岁数了？”战士又问。“五……五十六了。”安春山把年龄多说了十岁，故意佝偻着背，让自己看起来更苍老些。 领头的战士和身边人低声说了几句，然后走过来，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银元，塞到安春山手里。银元沉甸甸的，边缘都磨光滑了。“老乡，现在兵荒马乱的，你拿着这钱，赶紧回家吧，别再跟着部队跑了，太危险。” 安春山捏着银元，指腹能摸到上面的花纹，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他打了二十多年仗，见过太多烧杀抢掠，从没见过哪支军队会给“敌方”的散兵发钱。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最终只挤出个“谢”字。 看着战士们转身离开的背影，他突然想起1937年的忻口会战。那时他还是个团长，带着部队死守阵地，三天三夜没合眼，炊事班送来的馒头冻得像石头，他和士兵们掰着吃，嘴里全是血沫子。那时的仗打得硬气，为的是把日本人赶出去；可现在，枪杆子对着的是自己人，他心里的滋味，比冻馒头还涩。 他没回家，而是揣着那两块银元，一路向南走。路过一个村子时，看见解放军正在给老乡挑水，孩子们围着战士们笑，手里拿着分的粮食。有个老妇人拉着战士的手，往他兜里塞煮鸡蛋，那场景，让他想起自己的母亲——当年他参军离家，母亲也是这样往他包里塞鸡蛋，说“吃饱了才有力气打仗”。 半个月后，安春山在一个小镇上被自己的残部找到。下属们见他这副模样，又惊又喜，赶紧给他换衣服、备饭菜。他坐在桌前，看着满桌的酒肉，却没胃口。他掏出那两块银元，放在桌上，问身边的参谋：“你说，咱们打的这仗，到底是为了啥？” 参谋愣了愣，说：“为了党国啊。”安春山没再说话，只是摩挲着那两块银元，心里清楚，有些东西，已经和这银元上的花纹一样，被磨得越来越清晰——老百姓要的不是口号，是能安安稳稳吃顿热饭，是孩子能笑着长大。 后来，安春山率部起义，加入了解放军。有人问他为什么，他总拿出那两块银元，说：“一支能给敌人散兵发钱的队伍，心里装着老百姓，跟着这样的队伍走，错不了。” 许多年后，他在回忆录里写下这段经历，说那两块银元，比任何勋章都让他记挂。因为那不是施舍，是尊重，是一支军队对生命的敬畏。而那场秋风吹过的相遇，让他明白：真正的胜利，从来不是打败谁，是让这片土地上的人，都能抬起头，好好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