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2岁台湾老兵回江苏老家探亲，喝多后突然嚎啕大哭：“其实，我是共产党员！”女儿和众多亲属连忙追问其中缘由，可老兵却欲言又止，过了好一会儿才打开话匣子…… 喝到兴头时，他端着酒杯的手突然发抖，酒洒了一衣襟。窗外的月光照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那些沟壑里仿佛都藏着说不尽的故事。女儿陈慧芳赶紧递上纸巾，她从未见过一向沉稳的父亲如此失态——在台湾的几十年里，父亲总是沉默寡言，干活勤恳，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扛在肩上，哪怕受了委屈也只是闷头抽烟，从未掉过一滴泪。 “守义啊，有啥话慢慢说，都是自家人。”大哥陈守礼拍着他的后背，声音里满是心疼。1948年分开时，弟弟还是个满脸稚气的小伙子，如今再见，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 陈守义抹了把眼泪，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小盒子，打开后，里面是一枚褪色的党徽，边缘已经磨损，背面刻着一个“义”字。“1947年，我17岁，在盐城参加了地下党。”他的声音沙哑，带着浓浓的乡音，“当时组织让我潜伏在国民党部队里，收集情报，等着解放的那一天。” 没人知道，这个看似普通的老兵，年轻时曾经历过怎样的惊心动魄。1948年秋，国民党部队收缩防线，开始往台湾撤退，组织给陈守义下达紧急任务：随部队撤往台湾，继续潜伏，等待后续指令。临走前，他偷偷回了趟家，母亲正在纳鞋底，他没敢说出真相，只说要去“南方执行任务”，母亲塞给他一包袱干粮，反复叮嘱“活着回来”。这一别，竟成了与母亲的永别——1950年，母亲在思念中病逝，消息还是多年后通过同乡辗转传到台湾的。 到台湾后，陈守义被编入国民党后勤部队，他刻意隐藏自己的身份，装作对政治毫无兴趣的样子，后来退伍后，在高雄港口找了份搬运工的工作，一干就是三十年。潜伏的日子里，他每天都提心吊胆，不敢和大陆的亲属联系，不敢在公共场合发表任何言论，甚至连做梦都怕说漏嘴。有一次，单位里开展“清查匪谍”运动，特务拿着名单挨个盘问，当问到他的老家时，陈守义故意装作口音混杂，说自己“从小跟着父亲跑码头，乡音早就乱了”，硬是凭着镇定蒙混过关。 “那些年，我天天盼着组织的消息，可等来等去，杳无音信。”陈守义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眼泪又流了下来，“我不敢结婚，怕连累别人，直到35岁，才经人介绍认识了你们的母亲。她是个老实人，我从没敢告诉她我的身份，就连党徽，也是藏在床板底下，只有夜深人静时才拿出来看看。” 妻子在世时，曾多次问他为什么总对着大陆的方向发呆，为什么从不参加同乡会的“反陆”活动，陈守义都以“想家”“不爱凑热闹”搪塞过去。他心里清楚，一旦身份暴露，不仅自己性命难保，妻子儿女也会受到牵连。有一年，女儿在学校被同学嘲笑“大陆来的穷鬼”，回家哭着问他“我们是不是坏人”，陈守义抱着女儿，心里像刀割一样疼，却只能说“我们是中国人，根在江苏，永远都不是坏人”。 1987年，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陈守义第一时间就想回来，可又怕自己的身份惹麻烦，直到退休后，看着儿女都成家立业，才终于鼓起勇气申请探亲。踏上老家土地的那一刻，他看着熟悉的河流、稻田，还有哥哥姐姐们苍老的面孔，压抑了几十年的情感再也控制不住。 “这些年，我没给组织做过啥贡献，可我从没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陈守义抚摸着党徽，眼神坚定，“在台湾，我从不参加任何分裂活动，还偷偷说服过几个同乡，让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根。我总想着，万一有一天能回来，能给组织一个交代。” 听着父亲的讲述，陈慧芳和亲属们都红了眼眶。他们终于明白，父亲多年的沉默背后，藏着怎样的隐忍与坚守。那些看似不合常理的举动，那些深夜里的辗转反侧，都是因为心中那份从未动摇的信仰。大哥陈守礼叹了口气：“苦了你了，守义，你没给家里丢脸，没给祖宗丢脸。” 后来，陈守义在老家住了三个月，每天都去母亲的坟前祭拜，给母亲讲述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他还找到了当地的党组织，递交了自己的情况说明，当工作人员确认他的党员身份，告诉他“组织一直没有忘记你”时，这位72岁的老人再次失声痛哭。 回到台湾后，陈守义变得开朗了许多，他常常给儿女们讲大陆的变化，讲自己年轻时的革命经历，还把那枚党徽交给女儿保管，叮嘱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忘记根在哪里”。2015年，陈守义病逝，临终前，他反复叮嘱儿女，要把自己的骨灰带回江苏老家，葬在母亲身边。 陈守义的故事，是无数潜伏者的缩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为了信仰，远离亲人，隐姓埋名，在敌人的心脏地带默默坚守。他们的青春献给了国家，他们的思念藏在了心底，直到白发苍苍，才敢说出那个隐藏了一辈子的秘密。这份跨越海峡的坚守，这份对家国的赤诚，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