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一生门生无数，到了晚年落魄之际，真正能托付后事、照料家人的，唯有陆京士。 1951年，曾经的“上海皇帝”已经避居香港，身体也垮了，就住在坚尼地台一个挺寒酸的公寓里，这和他当年在上海的杜公馆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人到了这一步，心里最惦记的，往往就不是那些身外之物了，而是实实在在的人和放不下的情。 这时候，杜月笙最想见的人，不是哪位太太，也不是哪个亲生儿子，而是远在台湾的陆京士，陆京士，江苏太仓人，比杜月笙小了快二十岁，早年是个邮局的邮务生，后来一步步做到国民党农工部副部长是个能人。 但让他人生轨迹彻底改变的，是1928年拜入了杜月笙门下，陆京士这个人，能力强心思活络，杜月笙搞的那个上层社团“恒社”，他就是核心人物帮杜月笙处理了很多棘手的事，两人关系早就超越了普通的老大和小弟。 所以，当杜月笙觉得自己不行了，第一个念头就是叫陆京士来，1951年7月底，他让人连着给台湾的陆京士发了两封电报，第一封是“尽速飞港”，第二封更直接，就四个字：“病危速来”。 陆京士那边，也是一接到电报就火烧眉毛地处理手头事情，买了8月1号的机票，但偏偏天公不作美，香港刮大台风，飞机没法降落行程给耽误了，躺在床上的杜月笙知道消息后，心都凉了半截。 这份眼巴巴的期盼和绝望，哪里还像当年那个呼风唤雨的杜先生，分明就是个害怕孤独、渴望见到最信赖之人的普通老人。 好不容易捱到8月2号，陆京士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一进门杜月笙用干瘦的手紧紧握住他的手，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他当时说了一番特别掏心窝子的话：就是我的儿子，当得知我病重后，也未必会立刻赶到我身旁，京士你在台北有着那么重要的工作，却放下一切来到香港，让我不胜感激！ 谁是真心的，谁是靠得住的，看得清清楚楚，陆京士这一来，就不走了，日夜守在杜月笙病榻前侍奉汤药，成了杜月笙最后日子里最坚实的依靠。 人来了，心就定了，杜月笙开始冷静地安排后事。这里面有几件事，特别能看出他的为人，也能看出他对陆京士的绝对信任。 第一件，就是“烧欠条”，杜月笙让女儿从银行保险箱取出一大包借据，里面白纸黑字，都是别人欠他的钱，少的五千美金多的几百根金条，借钱的人三教九流，不少还是当时的军政要员。 没想到，杜月笙当着所有人的面，下令一把火全烧了，并且他还告诫后代：我杜月笙的儿子，不可 以成为向人讨债之人。这一把火，烧掉的是钱财，留下的却是做人的格调和智慧。 第二件，就是分家和立遗嘱，杜月笙这时全部家当，只有11万美元左右，他请来了包括陆京士在内的几位老友，一起商量怎么分配，最后定下章程由陆京士和其他四位好友作为遗嘱的见证人和副署人。 第三件事，所谓十万港币的故事，有一天，杜月笙突然对家人说：“京士有十万块港币存在我这里，你们应该即刻归还。陆京士一听就慌了，连忙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明白，这是杜月笙在变着法儿给他钱，好让他将来维持“恒社”的运作，或者就是单纯地想给他一些保障。 而做完这些安排后不久，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去世了。 所以，看杜月笙和陆京士这段往事，你能咂摸出很多味道来，杜月笙一生交友广阔，门生无数，但到了山穷水尽、油尽灯枯的时候，浮华散尽，真正能指望上的，不是那些酒肉朋友，也不是所有的血缘亲人，而是陆京士这样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陆京士的可靠，不仅仅是因为他能力强、地位高，更是因为他的人品经得起时间和人性的考验，杜月笙对他的托付，是一份信任，一份对自己身后名声和家族安宁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