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死后,老蒋清查他的遗产,第一天就惊掉众人下巴:这哪是当官,分明是银行行长! 清查小组在戴笠的上海公馆里,发现了更棘手的东西 —— 一个上了三重锁的紫檀木柜。 开锁师傅费了老劲才打开。柜门一开,那股子樟脑味儿冲得人鼻子发痒。李组长凑近一看,愣住了。柜子里没有文件,没有金条,竟蜷缩着一个瘦小的女人。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布包袱。公馆窗外正下着雨,光线昏暗,女人抬起头,眼神像受惊的鹿。 “你……你是谁?”李组长退了一步,手按在枪套上。 女人没回答,只是把怀里的包袱又搂紧了些。她的指甲缝很干净,手腕上有深深的红痕,像是长期戴着镣铐。柜角还扔着个空水壶和半块硬馒头。 李组长让手下都出去,只留自己和一个女记录员。他倒了杯温水递过去。“别怕,我们不是戴笠的人。他死了。” 女人的肩膀猛地一颤,许久,才接过杯子,小口小口地喝。她开口,声音沙哑:“我叫素云。七年前,我是光华大学的学生。” 她说,那年游行,她给受伤的同学包扎,被拍了下来。当晚就被抓进这所公馆。戴笠亲自审她,问了几句,却沉默了。后来她没被送进监狱,就被关在这柜子改的暗笼里,一日两餐,从柜门底下递进来。戴笠每月会来一次,隔着柜门问她,还信不信那些道理。她总是回答“信”。他也不恼,下次来,会多带一本书,从《诗经》到《石头记》,什么都有。 “他为什么关你,又不杀你?”女记录员忍不住问。 素云摇摇头,打开那个布包袱。里面是几本翻烂的书,书页空白处写满了小字。最底下,是一张泛黄的合影,一群年轻学生笑着,背后是大学的牌匾。 “去年春天,他忽然打开柜门,说‘你走吧,趁我还记得自己也曾年轻过’。”素云说,“可那天正好有急电召他去南京,他说回来就放我。然后……他就再没回来。” 李组长看着那张合影,其中一个笑容明亮的女孩,依稀就是眼前的素云。他想起戴笠日记里从未提及的部分,那些或许连戴笠自己都早已遗忘的、生锈的良心。 雨还在下。李组长最终在报告上只写:“柜内无重要物品。”他派人把素云悄悄送去了南方,给了一笔足够生活的小钱。那几本书和照片,他留了下来,锁进自己办公室的抽屉最底层。 很多年后,李组长还会想起那个雨天的下午,想起樟脑味里那双清澈的眼睛。他渐渐明白,那个紫檀木柜里锁着的,或许才是戴笠最庞大、也最见不得光的遗产——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一段被彻底抹去的时光。而放走她,是他职业生涯里,唯一没按规矩办的事。
抗战中,八路军活捉了日军中佐,刘伯承大喜过望,忙说要奖励这个战士,可当听说俘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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