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因为收藏品承载着远古的历史和文化，承载着艺术审美和工艺传承。当然收藏品正因为有这些特殊的稀缺性和独有的价值，使得它同时具有投资升值的功能。记得著名主持人王刚说过一段话：“天底下还有这等美事吗——每天让你玩着，欣赏着，由于它的存在，让你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同时，它还能保值和升值，一不留神更能让你发大财。”话虽诱惑一点，但道理的确是这样，道出了许多玩家的收藏初衷。但无论那一类收藏，对于另一些藏家而言，不仅仅是将有价值的古董买来珍藏起来等待升值那样简单。

记得一位古陶瓷收藏家说的很经典：收藏古陶瓷，并不是因为古陶瓷的制烧工艺和艺术性高于现代陶瓷，主要是缘于历史赋予它们的深厚的文化积淀，缘于对祖先文化的认知和崇仰，缘于我们对传统文化艺术传承的责任，缘于我们对逝去的时光的留恋和追忆.......而我们大多数收藏家和爱好者，却恰恰没有认识到这点，或者是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这些。

这是缺乏历史辩证法的基本知识，更是缺乏正确的历史观。所以，他们经常会说，什么时期的古陶瓷工艺是如何不可逾越，什么时期的古陶瓷釉色又是怎样不可企及，什么时期的古陶瓷的神韵又如何怎样无法制，什么时期的古陶瓷的拍卖价格屡创新高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现在人为附加的一种浅层次认识，古陶瓷本身蕴含的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化，以及它们独有的原创艺术品质才是我们收藏的本质。

历史是不可能逆转的，无论什么时期的古玩艺术品，你只要渗透到它的文化里面就是一种境界。由于收藏者的创造和用心，使得收藏者的劳动而形成了新的价值。尤其一些传承有序的珍贵藏品，不仅仅是自身的价值，还包含这许许多多收藏之人的心血和过程，我想这大概就是收藏的另一种价值魅力所在。

说到收藏，从收藏的历史来看，历朝历代都有收藏文物的爱好。上至皇帝和贵族官员阶层，下至士大夫文人和富商阶层，大多数对前朝历代文物收藏有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尤其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文物收藏已经相当普遍。但要说到收藏境界，就不是简单收藏那么容易。起码要收藏到真品，并且把收藏历代文物看做是对民族文化根基的延续。通过收藏，增加文化修养和体会文物收藏带来的精神享受。通过收藏能结交收藏圈子里志同道合的知己，取长补短，相互促进，真正的建立良性的收藏观和认识观。从而更好的保护文物和传播远古的文明。

一个人选择了收藏，实际上是选择一种生活状态，选择一种生活状态，实际上是选择一种境界。但是收藏的境界高低是取决于对待收藏的态度，比如求真务实还是徒有虚名？求真务实的收藏需要严格的条件，眼力、财力、运气是必不可少的，你不搞收藏没有人说你没有境界，你一旦搞了收藏，当傻瓜的概率非常之大，可见求真务实的重要性。

有一句话非常经典：一件经历千百年的文物艺术品或文物遗址，恰巧被你收藏或发现。如果你不研究它的文化价值或不把这种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传播出去，只是一味的利用的商业价值为自己牟利。那是十足的文化愚蠢，严重点是文化犯罪（经营古玩或投资古玩的人，把东西卖给懂其真正价值的人也是一种善举）。

我要补充一点，如果一个真正的收藏家不练就自己的文物鉴别眼力、强化自己的文化知识、不虚心求教和借鉴于人，学点皮毛就敢颠覆别人，甚至蔑视一切。这种人更可怕，更可恶，更文化流氓。文物收藏首先要追求真品，其次再言谈文化和艺术。忽略了真假，还号称自己是收藏大家，就好比一个毫无技能的人在猴子面前叫嚣他是人类的精英一样滑稽可笑。

在收藏领域，谁都有收藏和研究自己祖宗文化遗存的权利，一时走错路或走了弯路不要紧，要命的是一直走错路，而且还要带着一群人走错路。这就很可怕了，我们放眼望去，这种“大虾”如**时期的军阀一样比比皆是。他们真正的陶瓷学术研究探讨没有，有的是政治阶级斗争口号和相互奉承、吹捧。可悲的是很多文博资深专家感动的“屁滚尿流”，甘愿俯下身为他们兜着屎尿。我有时在想，这那是文化收藏和传承，简直是一场场政治运动。殊不知收藏与政治运动是有本质区别的，收藏是讲求真理的，是实实在在的真就是真，假就是假的古美术工艺的鉴赏行为，而政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收藏者不在于你是皇帝老儿还是平民百姓，只要有眼力，收藏的是真品、精品、绝品。即便社会上没有人认知，起码好的行业圈子里是钦佩的，羡慕的。而政治运动的本质是利益之争，谁的手段和计谋厉害，谁能调动利益驱使下的广泛积极性，谁就能赢得政权。看看阿扁那样的垃圾赝品都能成为“政治领袖”。即便搞赢了收藏政治运动，难道参与这些运动的藏家的收藏都是“国宝精品”不成？我想，除了参与这个政治收藏团体的群体，其他之外的人有谁认可？我想那些大新货要得到社会广泛的认知，起码还要等到500年之后。

收藏的境界是平常心

收藏不分贵贱，小收藏有小的境界，大收藏有大的境界。比如收藏烟标、收藏小人书，收藏唱片，收藏钟表，收藏邮票。这些收藏与那些动则上百万千万的书画瓷器相比很小，但小有小的好处，小有小的方便。如果把这些小收藏的各个门类和品种都收藏齐全，并形成一定的规模，通过这些收藏能展示其相关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特色，这也是一种收藏境界。

作为瓷器收藏来说，在眼力具备的情况下，如果还不具备财力的情况下，不一定非得要收藏到几百万或者数千万一件的精品，才算收藏具有一定的意义。如果有这种思想，收藏则是很痛苦的一种选择。其实收藏名贵的精品瓷片，照样也能成就梦想，通过收藏瓷片，不但自己开阔了视野，而且通过这些瓷片收藏弥补了馆藏完整器缺失的器形和品种，完善了陶瓷发展史。给深入研究陶瓷窑口的学者和藏家提供重要的标本证据。这也不失为一种收藏境界。

北京有一位瓷片收藏家，人称“片儿白”，他通过自己多年收藏的数万片瓷片，开设了博物馆，并把其中一些有经历的瓷片，逐个写出来，整理成书，给人们讲述瓷片后面的故事。他从《打眼》到《开眼》，从《开眼》到《掌眼》，从《掌眼》到《片面之瓷》，每一部作品都有声有色。收藏古瓷片使白明出了名，有人要给他工作室，有人要帮他开公司，还有人要做他的经纪人，他都婉言谢绝。“我这是狗屎上不了台盘，”他戏谑道，“我只想过三比三的日子，三分之一干本职工作挣钱养家糊口，三分之一经营发展博物馆，三分之一写作。”你别看他调侃自己：“我整个儿一个败家子加捡破烂的，玩不起整的才玩碎片儿呢，这叫画饼充饥。”其实，他随便穿着一件白色对襟褂子和一双黑色圆口布鞋，手里把玩着一块元代青花瓷片，那份闲情逸致，是何等的享受和自在。

收藏的境界是痛并快乐着

有很多务实的藏家说过：收藏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但受罪也是心甘情愿的，可谓痛并快乐着。“越肤浅越简单，越深刻越复杂”这句话用在收藏探究上最恰当不过。因为收藏是实打实的经验学，这些经验的获得几乎都是血的教训，都是拿血汗钱买卖出来的，没有一次比一次惨痛的打眼，就不会有痛彻心扉。当你发自内心感激让你吃药的“抢手”时，你才能把交学费看做是自己收藏路上的历练，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迈向成熟的收藏之路。

著名的香港收藏家张宗宪先生，在总结自己收藏历程时，他领悟古玩的能力是“反复捉摸”；他的丰富经验获得是多听、多问、多买，活到老学到老，他的生意经是看得懂，买得起，卖得掉，卖不掉还要摆得起；他信奉的古玩信条是“只要东西好，贵了还能贵”，他推崇“高举高打”和“高进高去”，“以学术带商业，以品牌推藏品”；他虽然八十多岁高龄，现在依然子夜不眠，晨曦方寐。他虽然没有上过多少学，但他善于学习和总结。他就像一名刺客，时刻预备着锋利的刺刀，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境地随时出动。也许有人会问：这样的一生多累啊？其实这就是真正的进入收藏境界，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精品，拿下别人不敢拿的高价精品，因为他看到别人还没有看到的潜在价值。看似满世界奔波和劳累，其实也乐在其中。

文物收藏，就像一块无形的超级磁铁，时时刻刻的吸引着历代帝王将相和士大夫文人们不能自拔。有的帝王沉迷其中，甚至丢掉江山，比如宋徽宗赵佶就是这样一位超级喜欢收藏文玩的国军。清代的乾隆皇帝更是如此，他虽然没有玩掉江山，但，太多的荒废朝政，导致康乾盛世从此走向下坡道路。江山社稷和文物收藏，对于他们都难以取舍，这种选择想必一定是痛苦的，但收藏仍就让他们乐此不疲。这也是收藏背后蕴含的巨大文化和艺术魅力。

古玩市场上，无论是官高位重的官员，还是外国的驻华使节，再还是文化名人或者演艺明星，只要痴迷于收藏的，一头扎进市场，和小摊小贩或者是同道藏友打的非常火热，彼此忘记了各自身份，彼此忘记了实力均衡，也许为一个问题争论的面红耳赤，也许为一个问题的解决而和颜悦色。仔细想想，什么玩意能有如此功能？唯有古玩收藏。

这里面有一些收藏人是实实在在的收藏找罪受，因为并不快乐。为什么呢？一个是眼力和悟性很差，一个是心气儿很高，还有一个是梦想着通过收藏来发财致富。越是急于求成，越是频频打眼或者被“杀猪”。有的悔悟能力有限的，气急败坏到喊爹骂娘，甚至跳楼自杀。

收藏的境界是藏有所取

收藏的平和心态很重要，经过多年的实践经验和教训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但是财力和运气不到，藏品也是与你无缘。财力和运气都到了，没有眼力辨别真伪，或者不能发现是否是具有潜在价值的精品，藏品也是与你无缘。那么，作为普通收藏者，到底如何进入正确的收藏轨道呢？

首先具备眼力，即便那些商界精英或者政界精英，没有时间苦心专研具备一定的鉴藏眼力，但必须要借助鉴藏眼力的人才（资深艺术品经纪人）来为之把关。其次就是藏有所取，即：你喜欢那一个门类？准备投资那一个门类？开始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全面开花，慢不说精力和财力有限，就是一个门类的收藏，也是牵扯到很多的知识和内容。一个领域搞透彻了，再跨到另一个领域，最后形成系列。

比如龙泉窑的收藏：龙泉资料和书籍的搜集，窑址考察，窑址瓷片收藏，遗散在社会上的精品标本收藏，精残器的收藏，多年代和品种标本的收藏，整器的收藏，精品整器的收藏，整个龙泉窑精品整器系列的收藏等。这样无疑对龙泉窑有了较全面的熟悉和透彻，自然对龙泉窑瓷器的文化了然于胸。

从龙泉窑瓷器的收藏，到系统的对龙泉窑瓷器进行研究，这是更深层次的一种收藏境界。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因其主要产区在龙泉而得名。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清代，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窑址有大窑、金村、溪口、松溪等多处，北宋时有20多处，到南宋时有窑址40多处，其中以大窑、金村两处窑址最多，质量也最精。

当你明白南宋龙泉窑是最具有艺术价值的烧制阶段之后，你会把资金投向这个领域，即便是南宋龙泉窑精品瓷片，也都具有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关注这一领域的人多了，这个领域越有收藏价值。我想这个道理不言而语的。

龙泉窑收藏到一定程度，如果不是专业去研究窑口的一系列学术问题，与之相邻的越窑青瓷或者南宋官窑青瓷，都可以跨窑进行收藏和研究。直到你把整个浙江窑口的收藏和研究形成规模和气候，我想你已经很成功了。狼的精神之所以被人们称道，主要是因为狼的目标专一和群追不舍的精神。

收藏的境界是藏有所去

收藏的最终境界是藏品从哪里来，再到哪里去的一个过程。很多收藏成功的收藏家总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我就是这些藏品一段时期的保管员。想想历朝历代的皇家收藏还是私人收藏，莫不如此。古人的收藏品，即便死后带到墓葬中，多年后还是被盗出或者被考古发掘，谁都不可能最终真正拥有。

拿宋代来说，宋徽宗时期的内府收藏极其丰富，宋徽宗本人对收藏也极其专业，而且内府拥有一大批造诣非常高的文人雅士共同来研究和整理。金兵入侵后被抢的抢，被毁的毁，如此丰盈的收藏不但没有保全，连同宋徽宗和妃子们都被掠到北方，北宋整个灰飞烟灭。皇家的收藏总免不了朝代更迭毁灭或者流失的命运，作为私人收藏也多都是如此命运。宋代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详细叙述与其夫赵明诚节衣缩食换取的收藏之富，但也感慨收藏“得之难而失之易”过程的悲恸和无奈。

明代、清代、民国以来，宫廷收藏虽然遭遇很多难以避免的毁坏，尤其清末时期宫廷收藏史无前例的遭遇海外列强掠夺和毁坏而流失海外，比如现在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的收藏很大一部分都属于八国联军入侵掠夺的中国文物。民国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大举入侵中国，大量的中国境内文物被运往日本国内。除了清宫旧藏文物而外，民间收藏的大量文物都没有躲过这次漫长掠夺的灾难。很多中国收藏家有这样一个认识：中国文物无论收藏于国外任何地方，只要我们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总比国内完全毁灭要强许多。这种认识最开始源于民国战争的大量毁坏，其次是新中国文革时期“破四旧”大量无知的砸毁文物。鉴于此，甚至有许多的国人鼓吹艺术品是无国界的，它起到对中华文化思想的传播。但这种思想境界，笔者是不能苟同的。

一个国家的文物是其文化命脉的载体，尤其重要文物非正常流失，显示一个国家的灾难和遭受的文化掠夺。强盗抢劫了你家的贵重物品，你不去反思自己的失败，反而还赞赏他们在替你宣扬文化？自古以来，要知道拥有大量重要战利品对强者是一种荣耀，但对被抢劫的弱者是一种耻辱。这些列强把抢夺来的中国文物在一定时期需要合法化，自然要鼓吹“文物艺术品无国界论”，最可悲的是我国的一些“文化精英”和“收藏精英”竟然帮着其漂白。这确实值得我们思考。正应了外国一位将军的话：“一个国家连自己的文物都不重视，尽管去奴役”。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

说到私人收藏和文物流失，民国卢勤斋是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此人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自八国联军、日本入侵之后，中国自己人把大量文物偷偷流失到海外的罪魁祸首。也有人说是他在西方国家提升了中国文物的整体价值。他也曾经支持过民国孙中山的革命，建国初期也帮助中国政府回流过一些流失在海外的重要文物。从卢勤斋晚年的回忆录中，忏悔自己对中国文物流失有罪。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先生，在民国收藏界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收藏的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先后捐赠或原价转让给故宫博物院，使得这两件文物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与民国其余的“三公子”相比，确实成为以后中国的收藏精神楷模。

收藏的境界是藏有所为

民国至新中国之后，香港成为中国文物重要收藏基地，也有人说是中国文物流向世界各地的跳板。由于连年动乱，不少没落贵族南下上海，家资收藏随之也积聚上海，上海由此成为当时国内的一大文博中心，有古董经营商二百多家。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局势动荡和经济管制，不少外侨、华人纷纷转移资产或离境，有移居海外的，也有定居香港的。其中，不少达官贵人、文人骚客，大收藏家、文物鉴定专家也在其列。文物收藏也随人散而散，中国大陆民间收藏可谓命悬一线。文革时期，“破四旧”风潮席卷全国，更是形成了官方和民间走私两条流失主线。

这几十年，内地流散出去的文物，大多会以香港为中转地。作为集散地，香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香港成就了很多知名的大收藏家；同时，也造就出了敏求精舍这样一个华人民间收藏团体。

近代的中国收藏史，香港“敏求精舍”是不得不提的一个重要机构。这个机构成立于1960年，主要由胡仁牧、利荣森和陈光甫三位先生发起组织，他们约集香港好古诸友十余人组建了这个收藏团体。到上世纪90年代，敏求精舍的香港会员达44人，海外会员13人，名誉会员8人。2005年敏求精舍四十周年时，有香港会员36人，海外会员9人，名誉会员22人。

敏求精舍中的重要个人收藏，有精舍首届主席胡仁牧的清代官窑单色釉器收藏、叶义医生的竹刻犀角雕收藏、罗桂祥的宜兴陶瓷茶具收藏、叶承耀的明清家具收藏、九如堂李大鸣的高古瓷收藏、天民楼葛士翘父子的明清官窑瓷器收藏、徐展堂的历代瓷器收藏等。

敏求精舍成员之一叶义先生，是香港著名医生，医学博士、文物收藏家。一生收藏文物甚丰，尤以犀角雕刻类器物为精，于文物研究方面著述颇多。他捐赠一批竹雕给香港市政局辖下艺术馆（前香港博物艺术馆），使香港艺术馆成为国际上重要的竹雕藏品艺术馆之一。还有，生前曾立下遗嘱，将所藏80件套犀角雕刻作品捐献给故宫博物院，1985年叶义先生的遗愿终得实现。为此，故宫博物院曾于1985年专门举办《叶义先生捐献犀角杯展览》以示纪念。

华光船务的老板，赵從衍先生，因为事业才能建立起这么庞大的收藏，为了事业而放弃这些收藏。赵先生夫妇都是在中国古代工艺品和中国书画方面造诣极深的人物，对佳士得和苏富比能够在香港站住脚跟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当年专场卖掉所有藏品当然是无奈，为了公司的周转。可是，几个儿子没有一个争气的，枉费了上一辈的心思。

仇炎之先生，影响国内外巨大的人物，大卫德的挚友。当年三场专场拍掉的东西，比如两只鸡缸杯，其中一只在1980年就创下500万以上的记录。其孙子仇国仕可能日日以泪洗面。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的仇国仕，目前担任苏富比中国及东亚区高级董事暨中国艺术部国际主管，虽然不像其祖父般直接从事古董事业的经营，但他以另一种方式成就别人的收藏事业。具有东方血统，但骨子里却处处流露着浓郁西方鉴赏眼光的以其中西合璧的双向优势，成功打下自己独特的行事风格，但愿他今后多为中国海外文物回流和收藏做一些有益的贡献。

徐展堂：祖籍江苏宜兴，1950年随父母从杭州移居香港。16岁时就已踏入商界，最初经营餐饮、油漆、招牌、装修业，并逐步向地产业扩展。70年代初，香港经济萧条，股市、楼市一跌再跌，徐展堂大胆买进，获益极丰。80年代初，由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直接影响到香港地产业，一时人心浮动，行情看淡，他看定后势大胆买入，再次大赚。两次成功，奠定了后日的事业基础。1991年在香港创立了当地首家私人博物馆——“香港徐氏艺术馆”，并在世界各地捐建多处以徐展堂命名的中国艺术馆，被誉为世界十大收藏家，也是其中唯一的华人。有人虽然对他捐赠中国文物于国外博物馆有看法，但他在国内，出资100万美元帮助上海博物馆建设新馆，并捐赠藏品设立了徐展堂陶瓷馆；还曾捐赠藏品给南京博物院、香港大学、香港徐氏艺术馆等。

天民楼陶瓷收藏，是香港葛士翘先生几十年心血的结晶。葛士翘先生过世后，天民楼由其长子葛师科先生接手，至今经历父子两代，总计四五十年的收藏历程。主要收藏明清官窑瓷器，青花瓷器又是收藏的重点。天民楼收藏典型元青花器达二十件以上，这是世界范围内，私人收藏元青花最多的。其中不乏佳器,如带盖缠枝牡丹纹梅瓶，玉壶春瓶，青花花卉纹双耳三足炉、青花缠枝花卉纹荷叶小盖罐，青花匝等。天民楼收藏的永、宣青花精品，其质量之精和数量之多、都是十分惊人的。天民楼所藏成化藏文杯和弘治双龙戏珠盘，都是这时期的典型器。天民楼所藏正德、嘉靖、隆庆、万历青花瓷，数量众多，精品倍见。其中以嘉靖青花婴戏纹盖罐；嘉靖青花福寿康宁纹大碗；万历青花梵文莲瓣形盘特别值得关注。

葛老先生早年参加共产党，40年代脱党去港经商.是从事中国瓷器收藏的奠基人之一。.其突出成就是对元青花的收藏。其子葛士科长期在南京生活，由于其父脱党又在香港.政治运动中吃尽苦头，历经折磨.后去港继承家产才得已平静.其所做所为可以理解.据我所知，天民楼还末出售过藏品.其藏品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时，可谓盛况空前，一再延期。有人认为香港葛士翘先生虽然藏品丰富，但很大部分是基金持有，为投资回报而收藏，而且，葛士科先生对人对己在钱方面看得实在太重，缺乏大藏家的气魄和风度。其实后辈能把如此巨藏延续下来而不散，就是壮举和贡献。想想香港很多著名大藏家，后辈无人而散失一生心血，甚至让家族成员之间反目成仇的比比皆是。

香港还有一位爱国收藏家胡惠春先生，生于1910年，卒于1993年，在民国年间就是上海大收藏家。他是上海著名金融家胡笔江之子，后继承父业，成为一个银行家。由于其对中国陶瓷的喜爱，同时更为了易于商业竞争，胡惠春先生决定集中收藏明清官窑瓷器，作为他藏品的核心。暂得楼是胡惠春先生为自己的收藏所起的堂号，在香港、纽约均设有分馆。“暂得”一词取自王羲之《兰亭集序》：“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表达了欣然而遇的内心喜悦。

解放初期，受周总理号召，胡惠春与香港知名学者及教育家陈君葆、当时新任中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等人，在香港秘密组织国宝收购小组，由内地出资，大量购买战乱散失香港的重要文物，尤其是古籍善本、清宫迭失书画等，运回大陆，其中最著名的有《四部丛刊》、《吕氏春秋》、《晋会要》、《王梅溪集》等罕本古籍，其中，《晋会要》是清末广东著名学者汪兆镛的手写原稿。现上海博物馆里的暂得楼瓷器馆展品均为胡氏毕生所藏的捐献。胡惠春先生在1949年曾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移居香港，在随后的30余年里，其先后以不同形式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350余件藏品。上海博物馆后来专门为暂得楼的藏品开设暂得楼陶瓷陈列专室，使其多年收藏终获归宿。

内地如王世襄，国内收藏界可谓如雷贯耳。王世襄1914年生于北京，于2009年去世，祖籍福建省福州市人。汉族，著名收藏家、文物鉴赏家、学者。他使井市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他不但能玩，也能写，他玩物并研物，他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他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2003年12月3日，王世襄从专门来华的荷兰王国约翰·佛利苏王子手中，接过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从而成为获得该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这些让人尊敬的是他们能把自己的藏品当作人类的藏品，不但能够提携后辈，还能捐赠当年倾家荡产求得的宝物。

中国8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收藏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沉淀，必将有一大批涌现出来。这无疑对国内严重的文物外流筑起一道拦水坝。也将为我国的文物收藏和保护，起到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