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各方面的建设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了很多经验，军队也是这样。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军队建设怎么搞更好，是结合实际情况，“以我为主”，还是全面学习苏联，军中分为两派，产生长时间的争论，最终发展成为“反军事教条主义”的风波。
这桩历史公案中，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刘伯承元帅和萧克上将等受到激烈的批评。后来彭德怀意识到当年对他们批得过火了，托人给萧克将军带话，表达歉意。关于这场风波的始末，还是从我军学习苏联的背景说起吧。
众所周知，中苏关系破裂始于1958年，很多人以为中国对学习苏联的反思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实际上军内关于如何学习苏联的争论早就有了。总的来说，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发挥了很大作用，此外苏联还转让了一些技术，尽管不是最先进的，对中国来说也很宝贵。苏联的帮助使我军各兵种建设缩短了同世界水平的差距，起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彭德怀
抗美援朝战争中，彭总和苏联人没少打交道，1952年彭总回国主持军委工作后，和苏联的接触更多了，对引进苏军的武器和一些先进经验评价很高。但彭总对苏军的观察和认识非常全面，根据中苏两军的差异，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见解。
1955年4月，中央军委按照苏联顾问的建议，正式成立了“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简称训总，第一任部长是刘伯承，副部长是张宗逊、萧克等，后来由萧克接任部长。当时各总部、各兵种已初具规模，军事院校也初步建设起来了，掀起了向苏军模式学习的高潮。
彭总也讲过，要深入学习苏联经验，但应该加以分析和批判，不能一股脑地照搬。他认为苏军的一些东西并不适用于我军，近几年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在不同程度上被削弱了，全军干部从上到下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样发展下去，势必造成危害。于是彭总提出，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将恢复和保持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作为一项重点工作，以消除外来的负面影响。
刘伯承
同年7月，彭总主持召开军委会议时说，学习苏联应与我军的经验相结合，并报请中央，建立一套自己的军事科学和自己的条令，毛主席批准了彭总的建议。但实施过程进展缓慢，一年多过去了，训总的条令草案还没动笔，主要原因是条令部的干部们信心不足，认为苏军的条令更好。彭总在会上批评了几名干部，希望他们思想上转过弯来。
一次，海军方面交给军委一份报告，请求引进苏联的一项技术。彭总说：“老要人家的，自己不设计，我们永远只能造旧的。我们要自己设计、研究基本的东西，就算研制失败了，浪费几千万元也值得，这是经验。你们要解放思想。”由于彭总反对，海军没有引进那项技术，后来自己鼓捣出来了。
更大的问题在于部队的纪律和风气。由于我军基本采用了苏军条令，部队的民主风气和官兵的亲密关系受到影响。彭总早就指出，部队“单纯提高军官权威”，“机械地搬运条令，采用生硬办法推行工作，造成部队上下级关系、官兵关系极不正常。”
时任总干部部部长的罗荣桓支持彭总的意见，1955年纪念建军节时发表文章，希望我军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文章里指出，“目前部队中削弱我军优良传统的现象正在滋长，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倾向……不要把军队正规化与必要的民主对立起来……滥用职权、滥施处罚，严重地损害了我军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光荣传统。”
彭德怀在会议上反复强调，我军的民主作风不能丢，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士兵也可以批评军官。不久，毛主席指示说，部队落实军衔制后，官兵关系、干部关系、军民关系等工作退步了，应该引起严重警惕，请各军区、各院校、各部门、各兵种加以检查。
虽然中央军委一再要求部队扭转风气，但各部队的情况不容乐观。据总政治部1955年11月统计，一年以来，全军受惩戒的10多万人次中，被关禁闭的人次有3万多，其中惩戒错误或者偏重的比例占70%到80%，基层官兵意见很大。彭德怀看了汇报材料，提出修改几处条令，如取消禁闭室、允许受惩戒的官兵越级申诉等，毛主席批准了。
但部队的情况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围绕如何学习苏军的争议很大。如训总方面，几位副部长的意见大相径庭，从1956年起就表面化了。副部长张宗逊等认为，苏军那一套东西并不都适合中国的情况，对于苏军的训练方法和制度，要有所取舍，凡是不适合我军的应予改变。萧克等副部长则认为，我军的“经验主义”问题更多，不如学习苏军模式。
1957年春，彭总听取军事学院的汇报后指出，军事学院“教条主义”的情况也很严重，应该纠正。负责军事学院工作的刘伯承有保留意见，当时军委对这个问题的指示还没有下达，萧克给军事学院打电话说，彭总的讲话是个人意见，不必执行。
到1958年2月，军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时，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争论趋于激烈，会议开了一个多月都没有结果，彭总在会上苦口婆心的发言也没有起到作用。事情闹大了，毛主席要求再开一次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教条主义”的问题，“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
萧克
这一年5月到7月，军委再次召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仍是“教条主义”问题，由彭总主持。毛主席格外重视，破例出席了会议，明确指出，教条主义确实不妥当，不加分析和批判的照搬外国，是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
这样一来，大会演变为集中批判教条主义，刘伯承和萧克等被迫做了几天检讨，离开了原工作岗位。会后全军掀起“反教条主义”运动，波及了很多干部。彭总在那次会议上说的话比较重，翌年，他也罢官了，在吴家花园闲居。想起58年的大会，彭总觉得自己有些过火。
1962年，彭总见到侄子彭启超时曾说：我这个人一生犯过不少错误，1958年的全军反教条主义，就是一个错误，现在回想起来，对刘伯承、粟裕同志，萧克等一批同志的批评和处理太重，言过其实，使他们受了委屈。虽然不是我的本意，但我是会议主持人，我有错误啊。
彭总还交代彭启超，让他有机会代为探望一下萧克，见面了就说，我老彭向他道歉喽，1958年的事情让同志们受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