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说起充满屈辱且被迫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的近代时期的中国，很多人都会将矛头直指封建腐朽程度几乎深入骨髓的清政府。从王公贵族到高位权臣，他们始终不愿放弃“大清乃是天朝上国，其他国家皆为蛮夷”的傲慢，而这种傲慢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自我封闭和无知至极，直到被“船坚炮利”的洋鬼子以大炮轰开了国门，才终于有那么一小撮人如梦初醒，只可惜已经太晚了。近代清军屡屡在外国侵略者的面前吃瘪，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军队配发的火器性能极度拉胯，而这就要从更早些的时候谈起了。
影视剧中的清朝军队形象
相信在各位粉丝朋友中，一定有一些人比较喜欢看现代人拍摄的古装剧，其中就包括刻画和描写以清朝时期为背景的古装剧。谈起清朝时期的军队武器装备，各位的脑中会冒出怎样的印象呢？是不是后脑勺留着辫子，身穿于胸口部位写着“兵、勇、丁、卒”等字样的军服，手持用于劈刺的刀剑类武器或可在较远距离上刺击或扫击敌人的长矛，以及可用于个人防护的盾牌等之类的形象呢？至于说远程攻击手段，则多以弓箭为主……但事实上，在清朝时期的军队中，火药类武器的占比并不低，甚至可说是早已在相当程度上完全取代了各类冷兵器。
清朝军队其实不全是这样
基本上，清朝早期的火器可大致分为两种，即火炮和鸟枪，这些火器和配套的火药等由朝廷兵部负责研发、生产和配发军队。顺治初年，八旗军麾下开始建设可生产火药的火药工厂、可生产火炮与鸟枪的枪炮厂。到了康熙年间，火器在军队制式武器中的占比开始飞速提升。至于一些较为新式且威力较大的火炮该在何时被启用，则由皇帝本人亲自决断，兵部或部队主官会以递折子的方式提出申请。举例来说，康熙皇帝在位期间的平定三藩战争中，其批准了前线将军发来了为部队调拨和配属西洋火炮的申请，即在南怀仁的指导下使用了诸多西洋技术制造出来的新式火炮。
清朝前期就已为军队大量配发火器
到了康熙三十年时，八旗军内开始设立专门的“火器营”，这是中国古代对火器类运用方法的一次意义重大的改进。原因很简单，火器营的设立意味着清朝军队意识到了对火器进行集中使用的战术价值。作为清军精锐中的精锐，八旗军火器营不仅配发了包括“子母炮”和“威远炮”等火炮，鸟枪更是达到了人手一支的程度。
清朝前期就已为军队大量配发火器
相比之下，各省地方军队的鸟枪配发比例远低于八旗军火器营，即便是雍正早年期间火器配发比例最高的云南省和贵州省的清军，基本也只能在这方面达到八旗军火器营的约7成。至于说火器在军队武器中配比较低的山东省和贵州省等，在鸟枪方面的装备量仅约合八旗军火器营的一半，火炮类武器则为八旗军火器营的约40%。顺带一提，各省地方军队的火炮也无法在质量方面等同于八旗军火器营，如威力较大的“子母炮”就是后者专有的武器。
八旗军是精锐中的精锐
之所以要特别“优待”八旗军，不仅仅是因其“血统纯正”而能享受到特殊待遇。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历任清朝统治者都对可能推翻自身统治的叛乱火苗高度提防，地方军队的装备建设水平和人员训练水平自然不能比精锐的八旗军更高，否则皇帝哪还睡得着觉？只不过这么做也带来了一个不小的弊端，那就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住了各省自行发展军工制造能力和探索火药类武器运用学说的能力，尤其是严格禁止民间对火器进行开发和试制，即便这种开发和试制的初衷是要为军队服务也不行。平心而论，其实这也是一种固步自封。
清政府会允许少数地区自行生产枪炮
当然了，在清朝早期之时，封建统治者倒也没有如后期和末期那么死板。请注意，笔者刚才说的是“限制各省自行发展军工制造能力”，而不是“彻底禁止”。毕竟在清朝初期和前期，朝廷对国家的统治还并非100%的稳固，对于一些交通运输条件较差，难以及时运输和部署火炮类武器的地区，以及需要快速平定叛乱武装的地区，朝廷还是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制造一些枪炮类武器、子弹和炮弹的，只不过必须提前奏请皇帝批准或向兵部报备。
手持鸟枪的清朝士兵
获得许可后，相关设计方案才能在工部官员的监督下获得推进并投入制造，在数量方面则需严格遵守“按照实际情况所需”的原则，绝不能盲目多造。这一方面是因为地方枪炮厂生产火炮、鸟枪和配套弹药的成本大都由朝廷从国库中拨付，自然要专款专用；另一方面，还是那句话，皇帝是不可能让“地方军队的实力超过八旗军”这件事出现的，毕竟谁不想长期且稳定地坐在龙椅上呢？
清朝炮兵部队
基本上，到了康熙皇帝在位之时，中国古代火器发展水平算是达到了不低的程度，这既与诸如靖南战争、托克托之战、平定台湾抗清势力、平定西藏战争和科布多之战等连续多场重要战事所带来的实际需求有关；同时也与康熙皇帝本人对科学技术的重视有关。在古装类电视剧《天下长河》中，就提到了康熙皇帝在外语、几何和天文等方面均有涉猎。这一时期负责为八旗军铸造火炮类武器的枪炮厂所出产的“子母炮”、“冲天炮”、“铁芯铜炮”、“武城永固大将军炮”和“御制金龙炮”等，都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为先进的水平上。
清朝时期的传教士
但从康熙皇帝之后，事情就开始向着“不怎么给力”的方向发展了，即中国的造炮能力逐步停滞不前，乃至是开起了倒车。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从雍正这一朝代开始，由于大清帝国的征战行为逐步减少，长期的和平让统治者和各级官员渐渐“躺平”。而投入成本高、见效时间慢且对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带不来多少帮助的军事工业技术，尤其是耗资巨大的火炮类武器，自然就不怎么再被重视了。不仅如此，于公元1724年，也就是雍正二年发生的“清朝教禁”一事，也在极大程度上阻碍了西方先进技术和思想学说进入中国之路。当雍正皇帝下令在中国禁止天主教且不允许民间信教后，各省内的西方传教士均被驱逐遣散至澳门和广州，这些人被严格禁止回到中国内地并传教，内地各省已经建成使用的教堂则被改为仓库、书院、庙宇和用于官员办公的公廨等。
一些传教士带来了西方先进技术与学说
这道禁教令不仅在雍正皇帝在位期间被全程执行，到了乾隆、嘉庆和道光时期亦是如此。但凡清政府发现有传教士偷偷潜入内地传教，或是查出民间有信徒，那传教士和信徒就等着倒大霉吧，衙门直接给你来个上门法办，甭管您是不是洋人，基本都躲不了被砍脑袋或终身吃牢饭的命运。不光是管得严，在乾隆和嘉庆时期，朝廷还动不动就会对民间搞一轮“摸底大排查”，便于以绝后患。直到道光年间，中国与美国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和与法国签订《中法黄埔条约》这两份不平等条约后，清政府才不得不按照条约规定的相关条款，放宽了对外国传教士的活动限制，允许他们在条约中规定的五大通商口岸，即上海、广州、宁波、厦门和福州恢复传教活动，雍正年间下达的禁教令逐步成为历史。
法国皇帝路易十五
自行发展新式火炮的需求逐步为0，再加上以禁教令的方式断绝了西方先进学说和科学技术的流入，中国火炮开发与制造能力自然就从雍正皇帝在位时期起走上了下坡路。也就是从此时起，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火炮技术和学说等领域拉开了质的差距。举个例子，在雍正皇帝在位期间的1715年，法国皇帝路易十五建立起了多所专门的炮兵技术学校，然后又在1720年建成了学科更加丰富的炮兵学校。而法国炮兵学校学科变得更加丰富的背后，所体现出的正是欧洲火炮工业技术和火炮运用理念的进步。但在同时期的中国这里，清朝统治者麾下的军队却并没有此类专业学堂，各种火炮要么是躺在仓库中吃灰，要么就是偶尔在一些仪式中“露个脸”，就连八旗军火器营所属的炮兵部队，都逐渐向着接近仪仗队的方向发展……
鸦片战争时期的清朝造炮能力下滑严重
可以说从雍正时期开始，一直到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在铸炮能力方面基本没有什么提高，甚至在火炮铸造质量和火药配比等方面的水平，还比清朝初期明显下滑了好几个档次。在清朝著名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关天培所著的《筹海初集》中，就对当时的国产火炮质量之低有着诸多详细的描述。如在1835年，关天培筹措资金命手下铸造了多达59门火炮，但这批崭新的火炮却在验收环节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其中10门直接炸膛，炸死了不少倒霉的炮手。
清军手中的新炮质量低劣
至于说“狗屎运”爆棚才没炸膛的另外49门炮，其实也并不完善，它们基本都存在着“炮身有灌补痕迹，孔洞形似蜂房，并有空洞，内可贮水四碗”；“炮耳坏掉”；“炮尾四周冒火”；“门眼吃药过多”等问题。从中不难看出，这49门炮所使用的生铁材料质量不佳；泥模未完全烤干就被用于铸炮，残余水分让炮身出现了砂眼；炮膛气密性不过关并导致射程降低。但即便如此，这49门侥幸没炸膛的火炮还是被装到了炮位上，毕竟总比没得用要强，实在是没办法。
西方列强的火炮明显更先进
也正是在那一时期，诸如金属冶炼学科、空气动力学、气体动力学、化学热力学、爆炸动力学、弹塑性力学和撞击动力学等与火炮和炮弹的研发与生产有关的学科，在西方获得了蓬勃的发展。而这些在当年的中国几乎都是一片空白，在火器发展势头此消彼长的大背景下，洋枪洋炮的作战效能彻彻底底地超过了封建自大的清朝统治者麾下军队所使用的同类型产品。至于说清朝时期的火器、尤其是火炮类武器的性能和作战效能再度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之时，则要等到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后了，即清政府切切实实地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疼了之后，才终于回过点味的时候。
在洋务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3位官员
中国近代史开始后，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朝廷上下都看到了自身实力与外国列强的差距，虽然思维固化的统治者和官员们尚且未察觉到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国家制度的落后，但一些人好歹认识到了外国列强在军事工业领域、尤其是火炮工业方面的实力远强于中国这件事。在国内相关技术严重落后的情况下，清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魏源早在1842年就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终于开始获得重视。在诸如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朝廷重量级官员的大力推动下，清朝迎来了一段持续约30年的重要历史时期，那就是鼎鼎大名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期间的国内军工厂
在洋务运动持续期间，李鸿章大概是对“购炮”和“造炮”最为上心的主要官员之一了。在中国近代的4家最主要的军工厂中，有3家都是由李鸿章创办的，那就是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顺带一提，中国近代四大主要军工厂中除此之外的那家，是左宗棠在福建省创办的福建船政局。在宣告洋务运动彻底失败的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在“购炮”方面的动作效率绝对够高，积极引入各国先进火炮成品和技术，往往是西方列强国家刚刚推出一款新型号火炮或搞出来了某些新技术，李鸿章就会立即上门求购并在国内军工厂启动研究和逆向仿制。
阿姆斯特朗炮
在火炮技术方面，19世纪后期出现的两大历史性突破分别是后膛装填火炮的发展与普及，以及火炮复进机的出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军队就在英军使用的后膛装填式火炮“阿姆斯特朗”大炮的面前吃了大亏。对此，李鸿章自然心知肚明。1884年，中国的第一门后膛装填速射火炮诞生于金陵机器局。至于说中国的第一门采用复进机技术的火炮，则在1892年出自江南制造局之手，是一款120毫米口径野炮。
洋务运动时期的火炮工业
基本上，那一时期的中国造炮能力已可在世界范围内接近二流水平，在原材料和相关工艺与设备充足的情况下，可较为顺利地实现对西方主流陆战类火炮的仿制。虽然还做不到对结构更加复杂且制造难度更大的大口径舰炮进行生产，但光是能在近代时期做到仿制诸多西方陆战类火炮，就已经是个极其巨大的成就了。
使用镍合金钢的无缝钢管
不过请各位注意哈，笔者说法是有限定条件的，那就是刚刚提到的“原材料和相关工艺与设备充足”。1890年，美国工程师哈维成功发明出强度远胜于其他金属与合金钢的镍合金钢。这种合金钢刚一诞生，立即就被应用到了关键的军事领域，列强各国最新一代的军舰装甲和火炮炮身均逐步开始进入“镍时代”。但在中国这里，直到洋务运动结束，国内也没能真正造出以镍合金钢为炮身主要材料的火炮，毕竟这种金属的冶炼加工难度比普通的碳钢高得多，已经大大超出了当时的国内军工厂能力上限。搞不出镍合金钢，洋务运动时期的国内造炮水平顶峰也就只是那些停留在碳钢时代的产物。
如今已极其发达的中国钢铁产业
至于说中国在何时才终于在钢铁工业领域逐步跟上世界一流水平呢？答案并非是清朝覆灭后的民国时期。虽然封建制度逐步成为历史，但在外国列强虎视眈眈、国内局势颇为混乱、军阀割据战争频频爆发的那一时期，中国钢铁工业始终缺乏正常发展的条件，钢产量甚至比清末时期低了好几个身位。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50年代，我们才终于有机会大力发展属于自己的轻重工业。想当年，引进苏联技术并建造现代化钢铁厂一事，是国内工业建设各大项目中优先度最高的一项。如今国内早已“遍地都是”的大量使用镍合金钢冶炼技术的无缝钢管等产物，是在那一时期才终于诞生的。
洋务运动时期的国产枪械
另外还应看到的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虽然成功仿制出了不少西方列强的主流火炮，看似在火炮工业方面达到了不低的程度，但这也只是仿制，而非自行研发。究其原因，笔者之前提到的国内在金属冶炼学科、空气动力学、气体动力学、化学热力学、爆炸动力学、弹塑性力学和撞击动力学等学科方面的空白，严重限制了我们在火炮类武器方面自行推出新技术成果的能力，即只能通过仿制做到“知其然”，却没有以新思路和新技术实现“知其所以然”式的自成体系。
甲午海战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破产
在无法自成体系的情况下，近代中国的火炮工业充其量也只能是“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却无法做到“我的水平就是世界先进水平”。再加上清末时期的官僚腐败与军队废弛程度都达到了“烂到不能再烂”的份上，清军能打赢洋鬼子就怪了，实在是让人倍感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