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之路怎么走，农民最有发言权。为此，《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在农业大省江西就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进情况进行蹲点调研，选取16个县（市、区）的近两千名农民开展问卷调查。

这是本刊记者连续第三年综合应用科学调查统计方法就“三农”问题开展调研。前两年通过调研分析，得出职业农民呈“代际增强”趋势的判断、警惕农业超大规模经营系统性风险上升等结论，为相关部门提供了及时准确的决策依据。

此次调查围绕人、地、钱这三个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透过1684份有效问卷的数据，直观形象展现了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农村人、地、钱的新动向以及新农情。比如，“55%的受访农民希望以土地入股经济合作组织的方式参与产业发展”“52%的受访农民担心参与经济组织时自己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定价不合理”，反映了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真诉求。下一步，如何在保障农民的利益不受损、激发农民自身活力的基础上，促进生产要素在乡村振兴中积极放活，成为加快推动振兴进程的关键。

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三农”发展划定了新的历史方位和目标任务。《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在农业大省江西调研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时，围绕“人、地、钱”三个关键点，选取了16个县（市、区）的近两千名农民开展问卷调查，透过1684份有效问卷的数据，分析当下人、地、钱的新动向。

人：两个环境影响农民“去”“留”“返”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通过调查问卷，首先看到了1684位农民目前及未来对乡村的“去”“留”“返”选择。

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首先是人的振兴，是聚集了农民的乡村的振兴。如果乡村仅留“386199（指妇女儿童老人）”群体，是谈不上振兴的。

问卷数据显示，这1684位农民目前常住乡村耕作的不到三成，一半农民过着务工和种田兼顾的“候鸟”式生活，超过两成的人已长期离开土地。他们目前离开家乡的第一原因是就业增收，而“未来可能离开农村的因素”，排在首位的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落后。超七成农民的未成年子女目前在县城或乡镇而不是在本乡、本村就读中小学。

选择“未来留在乡村”的还是多数。调查中超过七成的受访农民表示，如条件允许未来还是留在农村。不过他们最担心几大问题：30%的人最担心就业增收问题，25%的人最担心子女上学问题，24%的人最担心养老问题，20%的人最担心病有所医问题。

本刊记者在赣州市瑞金市拔英乡邱坑村蹲点调研发现，全村119户527人中常年住村的最少时只有28人。一些村民虽搬下山但生产不离山，有48户102人常年白天上山干活、晚上下山居住。邱坑村靠山吃山，人均毛竹19.5亩，亩均年收益达400元，还有山上的笋干、蘑菇、蜂蜜等都是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61岁的刘厚棋2009年在山下买了地基建房，他说，两样东西搬不下山：经济来源和乡情。

乡村振兴需要一批新型职业农民。记者看到，部分曾离开农村的农民正逆向回流，成为乡村振兴的“星星之火”。婺源县镇头镇冷水亭村，30岁的欧阳鹏曾在苏州从事互联网营销，现回村经营合作社；39岁的王津将生意交给妻子，自己回村任支书，并立下“军令状”：要用3年时间把产业做起来，把年轻人留下来！

乡村振兴，最难在产业，返乡的能人正成长为产业带头人，他们有共性的特征：讲技术、懂市场。他们还带来绿色种养理念，且具有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优势的意识和能力。在瑞金市拔英乡邱坑村，曾在城区陪读的农村妇女陈运娇，在一对儿女陆续考取北京的大学后，回到老家，投资30多万元养石蛙。当地生态良好，养石蛙有天然的生态优势，纯生态养殖的石蛙一斤能卖100多元。

问卷分析表明，乡村要留住人、吸引人返乡关键在“两个环境”，既包括自然生态、居住环境、饮水安全等在内的“硬环境”，也包括村民权益保护、乡风文明、村民自治等“软环境”。受访农民对“未来可能影响回到农村的因素”选择中，居住环境是否改善居首，其次是乡土情结和乡村创业机遇是否增多。调查中，认为乡风文明较好和一般的人数各半，60%的人希望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的公开透明性。

地：要素变资本 期望又担忧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研发现，随着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让“沉睡”的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民。透过问卷数据，也可以看到农民对土地等生产要素作为乡村振兴重要资产有效流动的期望和担忧。

问卷数据显示，部分农民耕地和宅基地转变为资产的比例较低。更多农民不再满足于前些年流转土地、获得一亩几百元租金，而希望以土地为资本参与生产，共享乡村产业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55%的受访农民希望以土地入股经济合作组织的方式参与产业发展，只有15%的农民希望流转土地、9%的农民希望将土地托管。有78%的受访农民希望用承包地和农房使用权进行贷款，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婺源县镇头镇冷水亭村，180多户农民中有134户以土地、现金入股水稻和茭白合作社，占合作社总股金的40%。

土地流转的组织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前些年下乡调研时，许多种粮大户、农业龙头企业都向记者反映，他们与一家一户的农民洽谈土地流转困难多、成本大，呼吁由村集体统一集中流转。现在，多数地方的土地流转、入股都是由村小组、村委会牵线搭桥进行组织。记者在瑞金市叶坪乡山岐村看到，村民先将土地流转给村集体，村集体再统一洽谈溢价流转给了山东寿光一家农业企业。丰城市不少乡村成立了土地入股合作社。

生产要素定价是否合理成为农民担心的主要问题。52%的受访农民担心参与经济组织时土地等生产资料定价不合理；两成农民担心工商资本不按约定使用土地，使他们失去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近三成农民担心经济组织经营收益不透明。赣州市委农工部调研员李光健直言，土地流转是否顺畅关键看是否给农民足够的利润。

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表，与承租方或控股方商谈好土地经营模式。在“中国最美乡村”江西上饶市婺源县篁岭景区开发时，当地政府引导村民根据企业经营情况按比例分红，村民担心看不懂账目、经营出现亏损等仍选择年收益固定数额的方式，但与开发企业商定要随时间上浮收益，第一个5年景区给村里35万元/年，平均每人500元左右，每隔5年上调10万元。

而社会资本对“地”的投入也有担忧。南昌商人熊红松在婺源县思口镇漳村租下了两栋闲置了十多年的危旧民房，租期30年，投资300多万元改造成民宿。他相信契约精神，但也担心农房租赁有朝一日会因政策或农民悔约而失效。

钱：从哪来 向哪去 咋回报

调研中，农民普遍担心乡村振兴“钱够不够”，这也是地方政府重点考虑的问题。对“当前发展乡村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近七成受访农民认为是资金问题；“振兴乡村产业需要哪些方面政策支持”，超七成的人选择加大财政投入，约四成选择加大融资支持。

对于钱“从哪来”，上饶市横峰县委书记饶清华给《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算了一笔投入账。横峰县前年开始实施“秀美乡村、幸福家园”建设，预计今年上半年全覆盖，需资金10亿元。资金来自五方面：省市专项资金1亿元；涉农资金整合2.2亿元；地方政府筹资1亿元；群众自筹约8000万元；向农发行融资5亿元。截至今年2月，当地已实际支付5.8亿元。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可以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向乡村振兴。婺源县篁岭古村和赣州大余县黄龙镇大龙村丫山的开发表明，在把握好土地属性等底线和确保科学规划的前提下，政府既要为社会资本注入乡村振兴搭桥，又要发挥好引导投资方向的作用。

婺源县乡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篁岭的投资已达6亿多元，其中10%用于原有村民搬迁安置，土地招拍挂、自然资源使用费占30%，古建筑修复和商业开发约占60%。3月，婺源县政府和这家公司又分别与中青旅控股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和股权转让协议，为篁岭开发注入新动力。

婺源县委书记吴曙说，社会资本进入乡村需要政府搭桥铺路，如果不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盘活乡村资源经营权上给予支持，企业的投资信心将大打折扣。

农民希望钱往哪投？问卷调查显示，除“村容村貌建设”外，农民还希望加强对“幼儿园、学校等教育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机构建设”的投入。李光健说，在投入上需处理好乡与村的关系，乡镇更具经济和人口承载力，但上一轮新农村建设存在重视村而轻圩镇投入的问题需注意。

乡村振兴中钱投下去怎么收益？调研显示，财政投入有回报，社会资本有收益，农民参与有分红。饶清华预计财政投入有三块收益：一是秀美乡村建设促进了造地复垦，已新增耕地约7000亩，通过增减挂政策估价4.7亿元，今年还可新增耕地3000亩。二是通过空心房、违章建筑等拆除，为村集体增加的宅基地、果林等价值约1亿元。三是总投入中约30%是农民人工劳务费，促进了农民增收。横峰县姚家乡苏家塘村投入300多万元整治村庄却无一分外债，主要源于“空心村”整治、坟墓搬迁等整理出的20亩水田，按一亩25万元交易，村集体收益500万元。

资源变资产，村民获得分红。赣州市大余县委书记曹爱珍说，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存在了千年的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政府要致力于把村民生产生活融入到乡村新的产业链中，把他们的土地和房屋变成产品，所有权属不变，让他们分享乡村振兴带来的增值收益。

在丫山景区，无论是农民的土地、农房还是劳动力、现金，都可以入股景区经营。以闲置农房为例，改造为民宿，村民既可以选择自行改建，也可以分文不出交由景区公司代建；代建的新房村民可以回购自己经营，也可以交给公司经营；村民可以完全自主经营，也可以与公司合作经营，或以经营权入股公司，或由公司提供客源，双方按比例分成。

村民罗勇快要倒掉的老宅，由景区出资改造成两层民宿。他将房子交由公司运营，前5年与公司按2比8的比例分成，每月能分到三四千元，5年后分成比例将改为8比2。

来源：《瞭望》2018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