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肽链》原创出品

作者｜严睿

不仅要“堵”，更要“疏”。

无论倒查20年，还是全域掀起整年的风暴，医疗反腐的目标不是“抓”一批院长，“斗”一批药企，而是以“刮骨疗伤”之姿态，让我们的医疗系统能兼具效率和公平地为百姓服务。

置身于当下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我们需要看到医疗反腐的必要性和雷霆手段的重要性，同时也需要注意大众舆论场对于医疗反腐的反馈，避免一些误导与不必要的对立。

医改放在任何国家都是最难解的一道题，何况是14亿人口的超级大国。

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本质上希望看到的是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不是抓多少腐败分子；

对于政府而言，需要通过反腐的“手术”手段，剥开、厘清臃肿的医疗利益链条以减轻社保医保账户压力，为推动医改的深化做最好的铺垫；

对于医疗机构和药械企业而言，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和药械研发水平是可存续发展的根本，清朗的市场环境则是质量与效率的基础保障。

医改的核心逻辑是要促使“医药保患”四方关系达成共赢，而不是多方利益的无尽博弈。

基于这个清晰的方向，再看此时祭出的反腐大招，其实更像医疗行业高质量发展前，对行业生态进行的一次系统性升级，找漏洞、打补丁，避免系统未来卡BUG。

说到底，医疗系统里的问题，不能只在于腐败这个点的技术性杜绝，我们必须健全良性的生态关系，以良币驱逐劣币。

壹|目的

系统与补丁

同是民生行业，很多人将前两年的教培行业与如今的医疗行业作比，然而医疗行业生态的复杂性、敏感性，以及行业生态的建设难度，其实都是教培行业不好比拟的。

甚至有一些观点认为，医疗冗杂的利益链和多头关系，很难实现一局共赢的牌面，因此反腐风暴容易一边倒的倾向极端。

比如，抓了上百位院长后，会出现医疗机构人人自危，躺平不干，医生没有心思为人民服务，医疗体系整体出现效率降低的状况。

事实上，爆出的一些个别案例的确触目惊心，可总体而言全行业、全链条的反腐反的是极少数的真正触及法律底线的贪腐分子，并不会对一线奋战的医生带来多少影响。

相反清理腐败毒瘤之后，会给真正精进医术，全心全意为老百姓看病的医生得以才能释放，获得更多岗位晋升的机会，从而正向激励医护人员的职业发展。

也根本没有必要担心反腐对医疗体系效率的影响。治理贪腐院长书记，只会极大压缩甚至杜绝各种权力寻租的空间，使得过去没病当有病，小病当大病，大病当重病的过度医疗现象得以遏制。

而对于医疗全链反腐，院长书记、科室主任的违法查处是对于关键节点的又一次疏通。事实上，从医到药是整个医疗体系最主要的干线链条，不是靠打掉系统里几只“老虎”就能治理好的。

医药利益链的治理，靠的是机制的制衡。譬如说此前医改的重要举措——医药分离，还有药械领域实施两票制、集采等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于医药利益链的制度制衡。

所以，反腐其实只是医疗生态系统的治理手段之一，只是系统打补丁的方式之一，无论反腐风暴持续一年还是更长时间，最终我们需要的是推动医疗生态自进化和自净化的系统建设。

我们还需要明白，揪出医疗系统的腐败蠹虫不是终极目标，此次医疗反腐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降低社会总成本，推动医疗系统从效率优先向公平与效率兼顾的高质量发展转变。

此外，还有一种倾向需要警惕，那就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医疗反腐，不能演化成对整个医疗系统和全链条的舆论否定。

眼下医疗反腐影响力早已超出行业范畴，成为一个社会化、公众化的焦点事件了。然而，关注度居高不下的另一面，是一些舆论论调把板子抡向了整个医疗界。

让医者人人自危，则是对我们的医疗生态的另一种破坏。其危害未必比腐败影响小。

看病难、看病贵和医疗系统的局部腐败，存在一些关联，但这绝不能变成制造公众与医疗行业对立情绪的又一个导火线。

公众与医疗系统本应是强信任关系，然而此前层出不穷的医患纠纷和伤医事件，就已经严重挫伤了这种信任关系，倘若我们的舆论场此时不加区分的直接抨击向整个医疗界，便会引发更大范围的医患信任危机。

本当正常的学术活动，为了避嫌大面积延期或者取消，让群众更愿意相信其中存在问题。现在即便官媒和协会开始发声，然而舆论场中，医学会议、学术推广已然成了“腐败”的代名词，令人无法直视。

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同样需要我们正视和重视。

诚然，我们的医疗问题存在诸多需要改进之处，但理性、客观地评价，中国的医疗系统仍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可圈可点的，绝不是一无是处的。

贰| 杠杆

销售与创新

再来说药企。现在一种舆论倾向是“销售原罪论”，但凡药企营销费用成本高的，似乎就会被舆论先行“定罪”与腐败相关。

大约两周前，社交平台上就流传着某大型药企爆雷的传言，“深圳办事处被一窝端”“电脑和文件被带走”……各种描述直指恒瑞医药身陷反腐风暴。

风暴之中的恒瑞医药，十天600多亿元市值灰飞烟灭，其已隐退的董事长孙飘扬也又被扒了一波发家史，颇有追查“原罪”的味道；而被市场议论最多的还是其销售费用总额和结构的问题。

针对市场传言，恒瑞医药虽表示传言不实并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司股价仍抑制不住下跌

2022年恒瑞医药的销售费用为73.48亿元，占营业总收入212.75亿元的34.5%；销售费用中，学术推广、创新药专业化平台建设等市场费用为38.08亿元，占销售费用的比例高达51.83%。

的确，恒瑞医药的销售费用的绝对值以及总成本占比，均高于行业均值线，但并不能判断这些销售费用就一定是有问题的。

作为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龙头级公司，恒瑞医药产研管线之丰富，其新药进入市场的频次和商业化周期，是一般药企无法比拟的。因此，销售费用高根本不足以证明这与“医疗腐败”相关。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另一家老牌上市公司丽珠集团（000513.SZ）身上。一则未经合适的疑似审计内容，通过互联网借医疗反腐快速传播，然后就是股价闪崩和外界对其财报中销售费用数据的推敲。

2022年财报数据显示，丽珠集团销售成本38.87亿元，销售费用率为29%。这一指标数据也在行业销售费用率的合理区间，与其他药企相比也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

除了要考虑公司产研管线布局外，在由仿及创的转型期，丽珠集团近些年的创新药上市频次明显在加快，销售费用控制是个很大挑战。

但其实，丽珠集团近几年的销售费用率总体呈现缓步下行的态势。

自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医药集采随之落地实施，这对于药企尤其是恒瑞、丽珠等头部药企而言，在销售费用成本的控制上是非常有利的，实际数据也能佐证。

没有哪个药企真的希望大把的钱都投在营销销售上，更不会为增加医生收入而把“药品回扣”当作自己的成本项，其实药企都很清楚这是饮鸩止渴的行为，并不符合企业发展的长期利益。

所以，以销售费用和费用率高低来猜度药企是否在“制造”腐败问题，显然是不公平、不专业的。

腐败问题还是应该由司法机关去做裁定。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此次医疗反腐实际上会给药械企业带来一次“加杠杆”的机会，促使企业重新审视销售费用与研发创新的投入比值。

肃清“医”的腐败，可以为“药”腾挪出更大的创新投入空间。所以医疗反腐风暴于药企，不是黑天鹅，也不是灰犀牛，而是加速行业内企业向高质量发展切换的“集结号”。

事实上，药企控制销售费用，加大研发投入是当前行业发展的主流选择。

以丽珠集团为例，其近五年的研发费用从2018年的5.49亿元，快速提升到了2022年的14.27亿元，五年研发费用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1%，远比同期销售费用的增长率高得多。

还有，丽珠集团同一实控人的兄弟公司健康元（600380.SH）也呈现出同样的研发创新投入增长曲线。2022年公司研发费用支出17.42亿元，近五年复合增长也在20%左右。

商业之外，药企还兼具更多的社会属性。疫情时，丽珠集团和健康元抽调大量研发人员，以斥巨资以新技术路线投入到国家号召的五路疫苗攻坚会战中。

如果仅是考虑商业回报，企业是很难这么做决策的。所以，提及药企我们是不是也应当先放下资本攫富故事逻辑的偏见呢？

叁| 新章

自律与他律

还是那句话，反腐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暴露医疗生态系统问题的手段。

在儿童药、慢病药领域见长的上市公司一品红（300723.SZ），也是此次反腐风暴中心的药企之一。此前，公司披露的关于其销售营收占比不断攀升的解释，正是由于“通过学术推广活动进行市场开拓”。

值得注意的是，一品红开始加大学术推广的时期，正是公立医院药品采购开始推行“两票制”的阶段。

“两票制”虽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在“代理商”模式下药品流通环节层层加成导致药价虚高的问题，但学术推广模式，又在一定程度上钻了“两票制”空子。

简单说就是通过学术推广，药企能够推高产品售价，但也为医疗贪腐留下了空间，成为“带金销售”的变种。

现在通过行业全链条的反腐我们发现了问题所在，但更需要找到“堵漏”系统的解决方案。

实际上，学术活动在全球范围的医疗行业都是提升医与药发展水平，行之有效的通用方案，它本身是不存在太大问题的。

那么如何鉴定哪些是合规的学术活动，哪些是以学术活动为幌子滋养贪腐行为的

活动，这就需要一条清晰明确的规则准绳。否则就算是抓了一批院长主任，查了一批销售费用很高的药企，也未必能堵住医疗贪腐现象的持续发生。

要从根本上铲除医疗腐败，是需要多管齐下的治理方案。这一点上，福建三明医改已经为我们做好了模板。

首先是医药分离，医疗机构不再靠药反哺医，这就从根源上切断了医药利益链条。三明医改后，当地公立医院收入结构中药占比从六成下降到了三成，药价也大幅下降，但医院却大面积出现了扭亏为盈的状况。

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充分尊重人的专业价值。

院长就是抓管理、抓质量、抓服务，主任就是抓医疗技术提升和科室建设、人才培养，医生以疗效为绩效，如此都以专业为本位的KPI设置，自然医院的整体运营和服务能力就上去了。

医的问题解决了，药械销售过程中的寻租空间也就被大大压缩了。加上药企与医生共同推动的学术活动有“红线”为界，自然“医生带货”的问题就会被抑制，合规的药企能把更多精力和财力投入到研发创新上。

当然，药企自身也需要建立和完善合规管理体系，他律与自律交错呼应，以有效遏制腐败问题的发生。

在这一点上，一些头部药企实际上早有动作，且的确起到了“防火墙”的作用。

2021年时，丽珠集团就推出了《反腐败反商业贿赂制度》，并赋权法律检查总部和市场规范部作为公司反商业贿赂和腐败的监管部门。

此后，丽珠集团还在《2022年度社会、环境及管制报告》中，刊出了公司设立审计廉政部定期就商业道德管理的详细开展情况。

自2016年起，丽珠集团连续7年发布年度环境、社会及管制（ESG）报告

2022年其审计廉政部对集团各企业共进行了36次的全面内控审计，17次专项审计和5次经济责任审计，此外公司还对764家供应商完成了反贪腐审计。

数字虽然简单，但代入到当前的市场语境中却不由得让人心生感慨，反腐反商业贿赂是需要连续的、高频的内外部监管动作协同治理的。

好在企业有这样的意识，社会有这样的共识。高压之下，出清医疗腐败现象，提升善医疗系统自进化与自净化的能力，风雨过后未来依旧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