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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沉痛的苦难。

然而，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中国人民并没有低下自己的头颅，四万万华夏儿女万众一心，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组成了新的长城。在亿万中国人民之中，甚至涌现出了十位让日本侵略者望而生畏，感到胆寒的十大将军。

那么，让日本侵略者感到恐惧的十位将军，分别都是谁？他们在抗日战场上有着怎样亮眼的表现？他们的人生，能够给今天的我们怎样的历史启示？

1937年9月4日，是陈赓生命轨迹的一个重要日子，这一天他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的旅长。从那一刻起，他扛起了保卫家园的重担，毅然决然地率领部队渡过了黄河，向着山西的深处挺进。

在那片土地上，他和他的士兵们展开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战斗，他们夜袭井陉、旧关的长生口，设伏娘子关南部，歼灭了敌军的重要部队。在每一次战斗中，陈赓都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决心，被日军称为“娘子关之鬼”。

1942年7月，太岳纵队在他的指挥下发动了沁源围困战，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他们凭借坚韧不拔的斗志最终占领了沁源。而到了1945年，陈赓的名字在中共七大上被载入史册，成为党的领导核心之一。

日军忌惮的第二位八路军将领，就是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被杜聿明称赞为“旋风将军”的韩先楚，抗日战争期间，韩先楚被日本称为“好战将军”。

1937年8月，韩先楚荣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8团的副团长（团长为徐海东）。在那场震撼心灵的平型关之战中，由于天降横祸——山洪暴发，688团落后于主力，却被命令驰赴大营附近的公路，英勇阻截侵略者的日军。

在那里，他们英勇无畏，击毁了二十余辆敌军汽车。随后的1938年春，韩先楚升任为第689团团长，参与了激烈的晋东南反“六路围攻”战役及长乐村的战斗。那一年的夏天，韩先楚带领他的部队南下，攻克了威县，破灭了伪军的一个军部和一个师，为革命事业开辟了新的根据地，继而南下至冀鲁豫地区。

从1939年起，他历任115师344旅的副旅长、代旅长。到了1940年，韩先楚又成为了新3旅的旅长，并兼任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的司令员，在这期间，他带领着他的部队与129师协同作战，共同在邯长公路上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破击战。

1941年，韩先楚回归延安，进入军政学院和军事学院深造，并同时担任115师教导第7旅的旅长。1943年的夏天，他前往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担任一大队的大队长。到了1945年，韩先楚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标志着他在党和军队中的地位及成就。

日军害怕的第三位将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创造了“天炉战法”的薛岳。由于薛岳凭借此战法消灭了大量日军，因此日军一度称薛岳为“中国的麦克阿瑟”。

在1937年的夏日，6月2日，贵州省的政坛上迎来了一位新的力量——薛岳，他在庄严的仪式中宣誓成为代理主席。这个时期，也是抗日战争的烽火纷扰之时。薛岳，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官，投身于淞沪、徐州、武汉和长沙的激战。他的指挥才华在前五次战役中展露无遗，每场战斗都给日军带来了超万人的伤亡。他曾任职第一战区第一兵团司令、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以及第九战区副总司令。

1944年3月5日，湖南省政府主席、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上发言，他的话语响彻会场：“湖南省在战时对国家的贡献，居于全国之首！”这番言论激起了与会者的热烈鼓掌。

1946年10月10日，薛岳的功绩得到了国际认可，美国总统杜鲁门授予他总统自由勋章，这是对他军事才能和为自由所作贡献的至高荣誉。

日军忌惮的第四位将领，是在枣宜会战中壮烈殉国的国军将领张自忠，他是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内牺牲最高级别的将领，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阵亡的军级最高者，去世后军衔晋升为国军二级陆军上将。

在1940年的春末，5月16日，一场英勇的战役在方家集拉开帷幕。张自忠将军率领着他的第七十四师，面对着日军的强大兵力——步骑兵超过4000人，炮兵20余门。他们，仅有2000名官兵，却在南瓜店附近，勇敢地迎战敌人的包围。

在这生死关头，属下谷瑞雪劝他撤退，但张自忠拒绝了，亲自到前线指挥。即便是身中五弹，他也毫不退缩。不久后，他再次受伤，甚至想要以枪结束自己的生命，但被部下阻止。在国家的最后时刻，张自忠的声音逐渐微弱，他低语道：“我这样死，对国家，对长官，对人民，良心平安”。他试图自尽，却被部下阻止。最终，日军于下午四点左右攻破了指挥部，张自忠将军与其将士们，英勇殉国。

日军确认了张自忠的身份后，将他的遗体恭敬地安置在棺木中，并立下墓碑。

日军忌惮的第五位将领，是台儿庄战役的指挥者，也是国民党内著名的桂系军阀头目：李宗仁。

在1936年的春末，5月20日，李宗仁这位南方的儒将，从南宁踏上旅途，抵达了风云变幻的广州。岁月的轮转中，到了12月20日，李宗仁在电波的传递中，向张学良发出了建议，劝其将蒋介石送回南京，这一决策影响着国家的命运。

随着1937年的冬去春来，2月26日，国民政府任命了李宗仁为陆军一级上将，担任第五路总指挥。在他身旁，白崇禧作为副总指挥，李品仙和张任民分别担任参谋长和主任参谋长，共同肩负起了重大的责任。抗日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南京中央统帅部宣布李宗仁成为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他驻扎在徐州，肩负着保卫津浦铁路的重任，这是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防卫战。

到了1943年的年底，局势再次变幻。蒋介石为了平衡政治力量，防止李宗仁领导的桂系势力壮大，作出了一个决定——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调升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守在汉中行营。

日军忌惮的第六位国军将领，是开辟了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聂荣臻，毛主席称赞“古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在抗日根据地就是鲁智深”。

在1937年的炎炎夏日，聂荣臻被任命为八路军115师的副师长，同时荣获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军衔。那一年的九月，他与林彪携手，在平型关的战场上施展军略，共同击溃了日军板垣师团的一部分，使敌军损失超过千人。

随后到了11月，聂荣臻担任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带领3000名战士在五台山区打造了抗日的坚固根据地。他们先后开辟了冀中、冀东、平西、平北等地，直至1939年，晋察冀根据地已经成长为拥有七十二个县、1200多万人口和近10万主力部队的大军。

1941年的秋季，日军对晋察冀的机关所在地发起了扫荡。在这场紧张的对峙中，聂荣臻指挥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打击日军，进行了一场机智的钳制作战。在有限的兵力掩护下，他带领党政机关在深山峡谷间灵活周旋，从日军的薄弱点安全转移。

到了1942年，日军发动了规模更大的五一大扫荡，面对日益缩小的根据地，聂荣臻提出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战略，组建了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进行袭击，扩大了游击区域。1943年1月15日，聂荣臻出席了在阜平温塘召开的边区首届参议会，与宋劭文等人一起接见了边区代表，并向他们详细汇报了晋察冀的情况。同年8月，他受命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出席了中共七大。

日军忌惮的第七位将领，是被称作“东方隆美尔”的国军将领孙立人。

在1937年的深秋，10月，孙立人将军率领着他的税警总团第四团投身于淞沪会战的烽火之中。在这场持续了两周的血战中，他们在周家桥破坏了日军的机械化橡皮桥，七次勇敢击退了企图强渡苏州河的日军。在那片战火纷飞的土地上，孙立人的团队成为了日军伤亡最重的噩梦，甚至被日军久留米师团誉为在华遇到的战斗力最强悍的部队。

在这残酷的战役中，孙立人为了夺回友军失去的阵地，遭受了迫击炮弹的攻击，身体被创伤覆盖，共有十三处伤口。在这生死关头，部下李鸿营长和机枪连长胡让梨奋不顾身地将他背出战场。昏迷了三天之后，宋子文急忙派遣弟弟宋子安将他送往香港接受治疗，以避免他落入敌手。

1941年12月，国民政府急需强力部队，财政部被迫交出缉私总队的一半兵力，用于重组新编的第三十八师。作为交换条件，孙立人由原本财政部体系晋升为少将师长，隶属于第六十六军。这支部队迅速成为了中华民国当时的主力部队之一。

在远征缅甸，协同盟军抗击日本的战斗中，孙立人将军展现了他的卓越战术和战力，屡次战胜强敌，其英勇表现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认可；日军在缅甸战后的史料中，甚至尊称他为“中国军神”。

日军惧怕的第八位将领，是八路军的副总指挥：彭德怀，毛主席称赞过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在彭德怀主持八路军前线抗战的八年时间里，百团大战是他人生中的得意手笔。在1940年8月的那个炽热夏季，彭德怀将军在向中央报告后，发出了动员号令，令八路军各部准备对华北日军占领区的交通线、据点发起猛烈的进攻。这一战役的序幕，于8月20日晚在华北交通要道拉开，八路军以压倒性的兵力优势，在正太铁路上同步发起攻击。

8月22日，彭德怀与左权通过电报告知各兵团，他们在正太战役中动用了约百个团的兵力，并取得了初步胜利；八路军总部随即正式将这场战役命名为“百团大战”。

到了9月10日，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告一段落，八路军摧毁了正太铁路的三分之二，严重破坏了井陉煤矿，两次攻占了娘子关。他们歼灭了敌伪军6700余人，破坏了600余里的铁路和1500余里的公路。至9月下旬，他们接连破坏了北宁铁路、平绥铁路、平汉铁路、津浦铁路。

在战役的第二阶段，八路军除了暂留约十个团的兵力继续阻挠道路和桥梁的修筑，主力则转移至铁路交通线两侧的日军守军和被包围的日军据点，目的是巩固并扩大战果。

到了12月5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宣布百团大战基本结束，战斗规模达到1,800多次，歼灭敌伪军45,000余人，攻克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940余里、公路3,000余里，以及260余处的桥梁、车站、隧道和5处煤矿，彻底粉碎了日军在华夏大地上“以战养战”的阴谋。

抗日战争时期的朱德，虽然没有像彭德怀等将领一样，亲自到抗日战争的前线，但八路军的所有军事行动，一直是由朱德统筹全局，正如彭德怀所言：朱老总在棋盘上为帅，彭德怀在棋盘上为将。

在1937年8月，朱德与周恩来、叶剑英齐聚南京，出席了蒋介石主持的国防会议，探讨着国家存亡的紧急大事。会议结束后，他们返回陕北，参加了意义深远的洛川会议，在那里，朱德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的副主席。8月25日，伴随着时代的洪流，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担任了总指挥，并成为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的书记，晋升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的上将。

随着1937年9月的到来，9月6日，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奔赴山西五台，他的脚步坚定，心中充满了抗击外敌的决心。到了9月11日，八路军被更名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担任了总司令的重任。在他的指挥下，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雁门关的大捷，还成功摧毁了日军阳明堡机场，为国民革命军组织的太原会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10月，朱德与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议，呼吁恢复在改编为八路军时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这是对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视和强化。太原会战之后，朱德指挥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开展了游击战争，他们在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和晋西南等地开辟了根据地，筚路蓝缕，为抗日战争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最后一位让日本侵略者感到忌惮的将领，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导师，用兵如神的毛主席。

和朱德一样，毛主席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抗日战争的前线指挥当中，但主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最让日本侵略者感到赞叹不已的是，在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中，毛主席就早已断言了这场战争日本必败的结局。

在毛主席撰写的《论持久战》中，主席深刻剖析了中日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以及抗战的国际环境。他洞察到，尽管日本军事力量强大，但其内部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困难，且其侵略性质注定了其无法获得广泛的国际支持。

相反，虽然中国当时国力薄弱，社会不稳，但庞大的国土和人口资源，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以及全民族的抗日意志，都是中国能够进行持久战的坚实基础。毛主席坚信，通过持久的战争，可以逐渐消耗日本的力量，最终达到抗日胜利的目的。

在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论持久战》如同一曲高亢激昂的战歌，引领着中国人民走向了胜利的黎明。毛主席的这一理论，不仅是对中国抗日战争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更是一种深刻的民族自信与坚定信念的体现，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