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谨

1945年7 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机场迎接到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褚辅成（前右三）、黄炎培（前右二）等人

1949 年，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永远值得铭记。它是新中国由孕育走向诞生之年，是中国共产党由打江山到坐江山、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由立足农村到挺进城市实现根本转变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的起步之年、出发之时。在此期间，作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成员之一、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周恩来面对“赶考”中的诸多重大命题给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答案，对于我们今天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1949 年3 月23 日，中共中央领导动身从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在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刻，周恩来与毛泽东留下的那段意味深长的对话，至今仍时常萦绕在人们的耳边。毛泽东兴奋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应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言语不多，分量却很重。轻松的对话中，蕴含着两位风雨同舟几十年的革命老战友对建设新中国的深谋远虑和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沉甸甸思考。

周恩来在应答中，很默契地引用了“考试”的概念，表明对毛泽东“进京赶考”这一生动形象比喻的高度认同。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确如命运攸关的“大考”，需要面对无数的未知和不确定事项，需要接受无数的考验和挑战，必须以小学生的姿态加倍努力、勉力前行。

周恩来在应答中，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重整河山、改天换地的高度自信。“应当”表达了坚定不移的决心，“都能考试及格”意味着在治国理政、自身建设的方方面面都能向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周恩来在应答中，还十分慎重地提醒“不要退回来”，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冷静，显示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是对未来风险的高度警觉。正如他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今天即将夺取全国的胜利”，“但是我们不能因胜利而骄傲起来”，“夺取全国胜利才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有很多很艰苦困难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1949 年3 月，工商界著名代表人物、几十年远离官场的黄炎培来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10月11日晚，周恩来前往安儿胡同黄炎培家中拜访，诚恳提出邀请其担任政府公职。黄炎培仍抱定初衷，固执地说：“1946 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 岁了，还能做官吗？”周恩来恳切地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这一番肺腑之言，情真意切，黄炎培很受触动，态度也开始松动，当即表示再考虑考虑。周恩来对黄炎培的这番劝导，影响的是一个人从政的意愿，关乎的是一批人职场的追求。

周恩来深知，黄炎培在旧社会一改读书做官的旧习，不迷恋官场，不贪图高官厚禄，对蒋介石的恐吓、拉拢不为所动，一心致力于创办职业教育学校。“不同于旧社会做官”，这句看似平常的解释，蕴含着对历史的回顾，蕴含着对黄炎培高风亮节、人生操守的赞扬。

“现在是人民的政府”，周恩来用一句话道出了新政府的本质属性，道出了与“旧社会”的根本区别，昭示人民政府将展示全新的形象，人民当家作主，一切为了人民，事业的成败、成绩的优劣最终由人民来评判。他曾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一切都必须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离开了人民什么都做不成”。

1949 年10 月1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不是做官，是做事”，这是重槌击鼓的着力点所在。周恩来所说的“做官”，显然与黄炎培所熟知的旧式官僚情形是一致的，即做官当老爷作威作福，对百姓的疾苦漠不关心，甚至仗势欺人，称霸一方。这是周恩来所憎恶的，当然也是黄炎培所唾弃的。“做事”就是勤勉履职，依靠丰厚的学识、智慧、名望等为百姓办实事、做好事，奉献于民，造福于民。这是周恩来劝导黄炎培、为其指点迷津的核心要义，也是他自己一以贯之的行为准则。

1949 年11 月21 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东会议室召集政务院机关工作人员会议并讲话。此时，政务院工作人员只有95人，主要是秘书、警卫和行政人员。可以说，他们是首批进入国家首脑机关的工作人员。为了抓好政风建设，整肃“赶考”纪律，周恩来给他们上了第一课，在关键时刻针对“关键少数”提出了关键性要求。

周恩来特别强调：“不要只做‘循吏’。”新中国刚刚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一张白纸，从零开始，“在革命秩序里创造新的社会”，“要改革，要创新，不要因循守旧”，“要发现和接触新事物，勤劳加智慧，富有创造性地把革命工作做好”，消除歇脚、守摊子思想，激发起“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雄心壮志。

“要打破往日的‘黄圈圈’”。“黄圈圈”就是个“与民隔绝又统治人民的禁城”。“黄圈圈”里“穿黄马褂的人”都高高在上，漠视民情。周恩来明确指出，“现在解放了，我们在中南海工作”，要走出皇城，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及时把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传达下去，把初建的国家建设好”。

要“当真正的人民公仆”。在这里，周恩来对新政府的工作人员给出了清晰的定位，并要求名副其实，不打折扣，号召“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忠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如他曾经演说的那样：“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头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

晨曦初照，周恩来在工作

1949 年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作出了六条规定。为贯彻全会精神，模范执行中央规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亲笔手书了《党员守则》：“不送礼，不拜寿，不迎送，不搞堂会，不坐轿，少宴会。”这份守则文字简洁，言简意赅。周恩来对自身严格要求，廉洁奉公，在党内外有口皆碑。抗战时期，他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在学习、工作、生活上规范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一特殊时刻，他又为自己立下了规矩，画好了红线。

与中共中央规定衔接，体现了周恩来高度的党性自觉。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的前夜，吹响了夺取全国政权的集结号，号召“两个务必”，并作出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的六条规定。周恩来以高度的党性原则，率先垂范，自觉执行党的纪律，同时依据中央规定庄重写下《党员守则》，为自己树立了一面镜子，经常对照，为执政后的共产党人廉洁自律提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要求。

从自身实际出发，体现了周恩来鲜明的个性特征。周恩来拟写的六条与中共中央规定的六条，总体上保持一致，对“送礼、拜寿”作了明确约束，将“少敬酒”升格为“少宴会”。涉及个人崇拜的内容，没有照搬照套，而是作了更加贴近自身实际、更为务实的调整，将相关条款改为对“迎送、堂会、坐轿”的限制，避免虚化，彰显个性，便于执行与接受监督。

从小处细节着眼，体现了周恩来严谨的慎微态度。周恩来制订的《党员守则》“五不一少”，与中共中央的规定基调吻合，条目不多，所涉及的问题基本都是平常小事、生活细节，没有大而全的严规厉矩。但是，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平常小事、生活细节，最容易被疏忽，最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也最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损害党的形象。周恩来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坚持谨小慎微，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从小处入手、从细节做起，把“不许请客送礼”纳入了家规，退回了家乡人民赠送的土特产，下基层轻车简从、拒绝迎送，“人民总理”的形象深入人心。

1949 年9 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在颐年堂合影

1949 年12 月30 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13 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政务院公告》，并于第二天，也就是旧年的最后一天公开对外发布。具体内容是：“兹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元旦和春节，除放假外，一律不许宴客、收送礼物，并不相互拜年。”公告文字简短，实实在在，一字千钧，没有繁文缛节，没有闲言赘语，仅有39 个字，开宗明义，直奔主题，一方面显现了新中国建立之初清新务实的文风，同时表明周恩来对于传承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高度关注，对新中国建立伊始政风建设的极端重视。

锁定特殊节点，慎始慎终。1950年的元旦、春节，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迎来的两个具有传统意义的重大节日。喜庆也有考验。按照民间习俗，元旦、春节期间，人们相互之间恭贺新年，走亲访友，互致问候，无可非议。但也有一种传统陋习在旧时官场盛行，那就是借辞旧迎新之机，“进贡”朝廷，“打点”官吏，大肆挥霍，讲究排场。政务院在周恩来的悉心指导下，在新年将至的节骨眼上发出公告，意在倡导新风，破除陋习，防患于未然，达到预防重蹈覆辙、警惕沉渣泛起的效果。

瞄准重点对象，精准施策。公告所规范的对象是“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掌握相应的权力，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的行为举止、一言一行关乎新政权的信誉，关乎党的形象，对整个社会风气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导向作用。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务院发布的第一份正风肃纪的文件，就精准施策，突出了重点，抓住了关键，不难看出政务院领导集体，尤其是周恩来从严治吏的良苦用心。此后，当他发现一些部门存在年终突击花钱的问题时，立即指示发出通令，对“浪费国家财力，破坏国家财经纪律”的现象给予严厉批评，并责令纠正。

聚焦热点问题，防微杜渐。政务院公告聚焦的问题集中为“宴客、收送礼物、拜年”，这是欢度新年习以为常、约定俗成的“规定动作”，当然也可能演变为拉拢腐蚀、中饱私囊、趋炎附势的“隐身法术”。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刚刚走出战争环境，他们经受住了枪林弹雨的考验，但面对香风迷雾的诱惑能否保持定力，是不可有丝毫疏忽的严肃问题。政务院在公告中针对节日易发、频发的常见问题，强调“一律不许”，措辞严厉，不留余地，表达了拒腐防变、保持艰苦朴素本色的决心和态度。周恩来曾十分严肃地提醒：“长期革命斗争中的艰苦朴素作风渐渐看不到了，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危险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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